2015年12月21日，复旦大学校友、中国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卢志强通过泛海公益基金会，向复旦大学整体捐赠人民币7亿元，创下了复旦大学校友单笔及累计捐赠金额的纪录也为自己赢得“中国好校友”美誉。
校友捐赠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工作，是大学彰显其办学实力与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1980年至今，我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捐赠总额为人民币171亿元，而美国大学校友捐赠，仅2013年一年就达90亿美元。相去甚远的募款数额，意味着什么？面对“办学缺钱”，我国大学所做的基本还是向政府要钱，缺乏激活公共资源的自觉与努力。
捐款也有“互联网+”
在发动校友捐款方面，复旦大学走在了国内高校的前列。在复旦大学官网首页，记者注意到“捐赠”链接，点开后是“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网页。其中，校友捐赠是一个专门的网页链接。进入“校友年度捐赠”网页后可以发现，该网页与一些电商平台的购物模式非常相似，注册、登录、捐款车、我的捐款、我的积分……
复旦大学的校友捐赠，引入了电子商务的逻辑。捐款校友可以轻松自如地捐款，捐款成功后，还可以查询所捐项目的进展，管理自己的捐赠记录等。
“它就像一个商品，你可以选中它、添加进捐赠车，选择捐赠份数，再提交订单付款，像在电商平台买东西一样简单，让校友随时随地与母校互动。”复旦大学校友会副秘书长章晓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但即便如此，其在发动校友捐款的广泛度上仍有局限。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李然(化名)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并不知道学校推出了类似电商的校友捐款平台。据透露，她身边的同学对此知道的也不多。
“有人在朋友圈看到过相关推送，我也看到过捐款事宜的推送，但没有点开看。”李然说。
由于2015年是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年，加之师生校友齐心合力，积极捐赠母校，捐赠总额一举突破10亿元。仅卢志强一人，捐款额就达7亿元。由于今年的爆发式增长，复旦大学一举超越中国人民大学，位列大学校友捐赠榜第4名。而在去年，复旦大学校友捐款仅为0.83亿元，位列捐赠榜第24名。
然而，国内高校对社会募捐并不重视、不透明，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大多数重点大学，只想着争取国家经费，并不重视社会募捐”。
造富能力不差，却鲜有校友回馈
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5年12月底发布的《2016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显示，1980年至今，全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捐赠总额达171亿元，共有30所高校突破1亿元。其中，北京大学校友捐赠突破21亿元，居全国高校首位，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校友捐款超10亿元，分列第2、第3名。
但与美国大学相比，我国大学校友捐赠规模仍然相对较小。数据显示，2011年耶鲁大学校友捐款7亿美元，2010年哈佛大学校友捐款6亿美元。
艾瑞深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曾指出，大学接受校友捐赠的多少与其教书育人水平、校园文化、办学理念和校友的商业成就及母校情结等有直接的关系，造富能力强的大学才可能培养出更多创富能力强的校友，毕业生校友回馈母校的能力才越大。
另一方面，我国高校的造富能力并不差，2014年仅清华、北大两校培养的亿万富翁就分别达到132位和125位。问题在于，一些富豪在选择捐款时，并不会把国内高校作为首选。
2010年初，耶鲁大学2002届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88万美元，但这一举动却遭到相当一部分网友非议。原因在于，张磊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网友质疑，为什么不捐给中国的人大，而选择美国的耶鲁。
无独有偶，2014年9月，香港企业家陈启宗、陈乐宗兄弟承诺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款3.5亿美元，这是哈佛创校以来收到的最大单笔捐赠金额。同一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分别向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各捐1500万美元。虽然陈启宗、潘石屹并非哈佛或耶鲁校友，但选择美国高校而非中国高校捐赠，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美国高校吸引捐赠的能力。
不容忽视的教育差距和文化差异
在解释为什么给耶鲁捐赠时，张磊说：“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一点也不夸张。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金融或企业家精神，还有给予的精神。”
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宋秋蓉研究员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像耶鲁之类的一些美国顶尖大学，会注重培养学生的服务和奉献意识。学校会向学生灌输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观念，而不仅仅是让个人生活得更好。
“美国一些顶尖大学对学生的培养，甚至已经超越为国家服务，而上升到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境界，强调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宋秋蓉如是说。
张磊还透露，自己创办的高瓴资本，是以耶鲁的捐赠基金作为初期投资运作起来的。“耶鲁在公司初期运作期间投资帮了很大的忙。”
相比我国高校在学生毕业之后就对毕业生不管不问，美国高校不但学生在校期间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毕业之后，也会通过校友会组织，持续关注校友的事业发展。
据宋秋蓉介绍，美国大学对于捐赠经费的透明化管理，也是吸引校友乃至社会捐赠的因素之一。美国大学在网上会随时公布经费的使用情况，让捐赠者明白捐赠款是如何使用的。相比之下，我国的捐赠经费使用的透明度不像美国那么高。“如果没有向社会和捐赠者公布捐赠款是怎么使用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捐赠者的积极性。”
“在海外，捐钱就是捐钱。但在内地就复杂很多，牵涉很多麻烦。”陈启宗也曾透露，这些“麻烦”包括官僚主义、贪腐及分配不公等问题。
教育上的差距之外，文化差异是另一个校友捐赠凸显出的问题。
美国大学有校友捐赠的传统，数据显示哈佛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近50%，而校友捐赠率最高的普林斯顿大学则高达近70%。富豪、明星、政客，在积累了巨额资产后，都有可能会向母校捐赠。
在宋秋蓉看来，美国教育中校友捐赠、社会捐赠的传统来自于长久以来的文化积淀。
再则，美国有民间办教育的传统，而中国人认为办教育主要是政府的事。美国人热心公益，因为他们认为公益事业与自己的利益一致；中国人“私”、“散”的观念根深蒂固，一般民众并不热心公益。这同样是我国与美国在文化观念上的不同。
“在校友捐赠方面，美国大学做得很好，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宋秋蓉说道。(记者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