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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特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中国和世界的重大时代课题的判断与探索中,实现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铸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灵魂的。
马克思主义在创立时期留下的最具影响力的箴言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青年马克思明确提出,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使之“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对中国和世界的重大时代课题的判断与探索中,实现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铸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灵魂的。
时代课题的发展和理论创新的赓续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就是以党对这一时期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准确判断和深入探索为前提、为根据的,更是以党对这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本质特征、根本内涵、理论要义及其变化趋势的科学把握和理性思考为基础、为根本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对这一系列变化的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中,实现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首先提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下,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探讨,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探索中,江泽民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与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七大从总体上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就是以新时期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为前提、为根据的。
时代课题的新变化和理论创新的新飞跃
党的十九大在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就阐明,这一思想是以“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大时代课题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党的十九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聆听时代声音”中,从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一方面在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点和新要求的深入分析中,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的阐释中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也是百年不遇,“我们要举一反三,进行更有长远性的思考,完善战略布局,做到化危为机,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要“着重从发展战略角度”,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六个主要战略问题,即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完善城市化战略,调整优化科技投入和产出结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这些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牢固相扣,与国家长治久安紧密维系,与国家发展和安全深切关联,是“涉及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些战略问题,在根本上就是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展开的。
另一方面,在全面推进党和国家事业胜利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以及风险和考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清醒认识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党的十九大之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从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入手,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理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这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这实质上就是“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从“八个明确”到“十个明确”
根据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决议》把这一思想探究的重大时代课题,拓展为“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决议》还根据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对这三个重大历史课题回答中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把党的十九大对这一思想核心要义“八个明确”的概括拓新为“十个明确”,升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灵魂。
一是“十个明确”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列为首要“明确”的内涵,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
二是“十个明确”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更加鲜亮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概述,既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也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规定,开辟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
三是“十个明确”凸显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理论要义。《决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聚焦点,进一步明确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对于凝聚人心、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团结奋进、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四是“十个明确”强调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意义。《决议》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五是“十个明确”凸显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意义。《决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这“十个明确”新概括,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的新阐释,充分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的理论特征与思想意蕴。
(作者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