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贤
我的书柜里有3本别人新赠的书：一本名为《另一只眼看课堂》，作者李国良，是一位农村小学校长，书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掂了掂，有些厚重；一本是《激扬的水花》，作者俞玲玲，是一位城区教师，曾获得杭州市优秀班主任称号，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三本书的作者为朱雪晴，是当地名校的副校长，书名叫作《走，我们去找好教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翻看这3本书，蓦然间，我有一种感觉：难道是教师写书出书的春天来了？
对于一些大咖来说，出书是小菜一碟，出版社会争抢着要出他们的书；而对于中小学一线教师而言，出一本书谈何容易？我也曾经“侍弄”过几本所谓的 “书”，尝尽了这过程中的甜酸苦辣。
既然不容易，为什么还要出呢？
为名？媒体对此没兴趣，这几位作者在当地教育系统小有名气，出书并不能使他们更加扬名，书出没出，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几乎没什么影响；
为利？这类书的读者仅限于当地教师，印数也就两三千册而已，畅销的可能性近乎为零，而成本则至少要3万元，书的去向主要是赠送同行和朋友。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想出书呢？这成了我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封面颜色来看，这3本书分别是深蓝、靛蓝、浅绿，总之并不抢眼。这说明他们一开始就对销售没抱多大期望值。
我豁然开朗：思想之树常绿。“一本好书源于思想，一瓶好酒源于匠心。”这曾是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语。没有思想的书，就是语言垃圾，就是一堆废纸。
一本好书的背后，是一名良师，必定对教育有自己的思考，必定有一些独创性的探索。
作者把这种思考和探索系统地梳理一番，整理出来，形成规范的文本形式，变成能够直接触摸、长久保存的物质载体——书。我想，这大概就是作者的初衷。
一个只会照本宣科的教师，哪怕怎样起早贪黑，教一辈子的书，还是在原地踏步。有些教师就是这样，教着教着，感觉自己越来越不会教，学生的意见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是他们没有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模式和风格。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3本书的作者我都熟悉，他们的教龄都在30年左右，平时的教学风格鲜明、特色显著。如果不梳理、不总结宝贵的经验，他们总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喜爱的职业，也无法更好地眺望未来、继续前行。
这些年，教师待遇日见其涨，有房有车也不稀罕，自掏腰包出书，经济上也完全能承受。只要家人支持，有何不可？
因此，我不认为教师自费出书一定是出于功利，追求功利也未必是作者的真实意图。仔细想一想，一个没有思考没有特色的教师会考虑出书吗？一个不打算在教育事业上继续有所作为的人会考虑出书吗？
帕斯卡尔曾说，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意思是说，人的肉体像芦苇一样很脆弱，一旦赋予了思想，就会力量倍增。
教师不仅要授人以知识，还要给人以力量，思想启蒙尤其重要。假如教师自己没有多少思想，是不可能引领学生产生思想火花的。
那么，教师的先进思想从何处来？一是学习，与时代同步；二是实践，在大胆的实践中不断磨砺思想。写作就是一个艰难磨砺的过程，从写文章到著书，不只是量的增多，往往是质的飞跃。
平时思考的吉光片羽，是散珠；当把它们串成项链，整理成一本书，就升华成了一个思想系统，变得非常有意义。
孔子“述而不作”，一是因为他忙着“信而好古”，实现他“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二是因为在2000多年前，出书比今天更为不易，一刀一刀地在竹简上镂刻何其艰难，哪像我们现在用键盘和鼠标就可以完成。
孔子没有“作”，但有他的弟子们在帮他“记”。不然，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论语》，孔子的思想也就不能光照今人。
拿孔子做例子，一线教师可能会觉得太高山仰止了，而且孔子的学说也不是每一句都适合今天的时代。但一线教师要学会发光，太阳的光是光，星星的光是光，萤火虫的光也是光。千百只萤火虫聚焦起来，能照亮屋子一隅，或许还能照亮一方山野。
当然，我并不是倡导一线教师个个都争取著书立说，我尤其不主张通过出版社正式渠道出书，这并不现实。教师应以教书为要务，以“述”为主业，继承“先师”孔子的教育传统。
我主张的其实是：教师除了“述”，也应该有“作”，努力腾出时间写一写。
因为，思考让人活跃，让人年轻，思想的高度决定着行走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