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二维码
看更多内容
山西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战争主战场之一，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闻名中外，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都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以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为山西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2020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锻造而成的，集中体现了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全民族抗战时期，部分在华西方记者、学者和军事外交人员深入太行、吕梁地区进行考察采访，亲身经历和亲眼见证了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的生成过程。这些在华外国人对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的认知和解读，为我们当下正确理解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的内涵与价值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坚定捍卫者。《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是带着“共产党果真像政府当局描绘的那么坏吗”的问题进入晋绥根据地进行考察采访的，但是最后他不但没有发现任何点滴的证据，所见所闻反而让他认识到“边区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的民主主义特征’”。美国花旗银行原北平分行经理马特尔·霍尔也曾下决心去揭露晋察冀政府中的丑闻和官员的胡作非为，但他不仅连一个“敲诈勒索”的事例也未能找到，而且看到“那里的人民吃得穿得都很好，他们正在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为打败敌人作出努力，他们的政府是他在中国见到的‘最近乎民主的政府’”。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在发给美国国务院的《共产党人将会接管中国吗？》备忘录中也清楚地写道：“除非国民党在政治和经济改革方面走到共产党那样的地步……否则在相对的几年内，共产党将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维护和保障民众切身利益的事实，让在华外国人普遍认识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而非国民党。
广大民众积极地支持和参与根据地的建设。马特尔·霍尔在华北考察时发现，“尽管日本人修筑了无数碉堡，却没有真正把农村控制在他们手里”。福尔曼曾实地观察过一次八路军对日作战，他发现当地老百姓在战斗停止后，拿着礼物上前线慰劳八路军。“他们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带着一篮篮的水果，大捆的蔬菜、南瓜、胡桃和鸡。有一个人拖着一只趑趄不前的山羊。几个老太婆迈动束缚过的小脚，一步一挨地走着……”福尔曼在《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中描述了这样一个非常动人的场面。他认为，这十足地说明了生活在日本人枪杆下的人们对八路军抱着怎样的看法。美军观察组成员雷蒙德·卢登在考察中也发现，“老百姓支持共产党的证据比比皆是，而且是显而易见，使人不能再相信这是为欺骗外国来访者而事先设置的舞台。一个统辖着这样广大的地区，而且全是由中国人自己掌握的政府能够得到民众的积极支持，使民众能够参与发展工作，这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如在华外国人所看到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根据地虽遭到日军围攻，但依然能够存在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广大民众的坚定支持和无私奉献。
根据地民众英勇顽强地抗击侵略者。深入敌后根据地的外国人看到，敌后军民不仅没有被敌人的“扫荡”所吓倒，而且勇敢机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民兵在田地里走动，肩上扛着来复枪，手榴弹挂在屁股后面，预备临时应对作战。农民依靠地雷、手榴弹等拙劣武器抵抗日军。福尔曼的《北行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在这些原始武器的效率，而在它所反映出来的人民的战斗精神。一个人须有莫大的勇气，才能对敌人的可怕的近代武器想出这些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来。”1945年1月下旬，美军考察组成员艾斯·杜伦在冀中军区目睹了九分区副司令员魏洪亮指挥八路军与日军作战的情况。当时，魏洪亮的妻子带着吃奶的孩子和群众与杜伦被疏散到地道里，为防止暴露目标和地道口，魏洪亮的妻子用奶头堵住啼哭的小儿子的嘴，结果孩子被活活憋死。经此一役，杜伦极为感动，称赞冀中军民是抗日英雄。敌后根据地军民这种誓死抵抗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所勃发出来的强大凝聚力。正如《纽约时报》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所称，在根据地考察的外国人“看到了敌后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的（应为‘地’——编者注）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军民掀起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斗争，是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生成的客观现实基础。在华外国人在考察采访中不仅被这种事实所感动和教育，改变了自己已有的错误认识，而且他们把这种事实以新闻报道和政策报告等形式传播到国内外，教化了更多不明真相的国内外民众，纠正了因国民党消息封锁与故意丑化而形成的错误认知，对引导国内外民众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独特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