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沙洲
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战争由来已久，双方谈判的焦点总是学习成绩，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没有终点。
硝烟还未散尽，新的战争又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屈指算来，这场仗开打已经五六年了，战场有时在阳光明媚的校园里，有时在剑拔弩张的客厅中。疫情后双方冲突持续升级，目前战事处于僵持状态。
说来奇怪，双方开战的缘由竟然是为了争夺一件物品——手机。
上一次手机成为战争导火索大概是在十几年前，一部名为《手机》的电影掀起了两位大咖之间多年的战争，最终以两人均退出公众视线，续集《手机Ⅱ》停拍而宣告收场。
但那时的手机并非现在的手机，还不具备在两大阵营（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引爆战争的资质，因为它前面没有“智能”两个字。
智能手机与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老式手机相比，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两种东西。
成年人尤其是家长对待手机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起初是轻视：把手机看成工具或玩具，不仅没有太大的危害性，而且可以帮忙“搞定”小孩，让孩子变得安静与专注，为大人赢得暂时摆脱“家累”的黄金时间。
然而，大人们发现，一旦将手机交给孩子，就像涂了强力胶，粘在了孩子手上。
尤其是孩子的学习情况不如人意（这是教育内卷时代99%以上家长的共同观感），家长对手机的态度就有了180度的扭转——恐惧与仇视。
在一部电视剧中，教师从学生手中一把夺过手机，扔出窗外。没想到，学生也跟着跳了下去。据说，这一情节是从现实生活中引发的灵感。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类似的事件确实曾在全国不同的几个地点出现过。
大人们将教育问题都归结在手机身上，而手机也不负众望地演好了反面角色。
寒假期间，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省教育学会联合举办了“家访中的育人故事”寒假家访优秀案例评选活动，在推荐给本报专栏的10篇一等奖作品中，有4篇是讲述家庭手机争夺战的。虽然不能就此武断得出一个粗略的数据——40%，即班主任们平时研究的德育案例中以手机为主角的比例，但估计也不会相差太远。
围绕手机产生的教育问题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大人们（教师和家长）并不是假装看不见，但似乎并没有纳入到理论研究、师资培训、课题申报等议题中去。
在去年10月颁布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四条中，规定了父母作为监护人的责任义务，但没有细则涉及包括手机使用在内的日常家庭事务。
卢梭和苏霍姆林斯基不可能预见手机的问题，陶行知和晏阳初或许觉得让人玩物丧志、造成国弱民疲的罪魁祸首是麻将和牌九。大教育家们活跃的年代，还没有发明手机这种商品。
那些被装饰在论文和课题报告的引言部分，或在演讲中被适时引用的教育理论，无论是经典的还是前沿的，国产的还是舶来的，都找不到一星半点与手机有关联的文字。
而当代的教育学专家们，作为饱食人间烟火的个体，在承担家庭角色的过程中，也一定逃避不了这个问题。但他们仍岿然不动，或许是惯性使然，或许尚处于“轻视”阶段，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已经导致了专业指导上的滞后。
目前教育期刊中发表的文章、大量出版的教育类专著、各种教师培训和教育专业讲座中，都没有提供系统而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成功案例。
在学校和家庭两个战场，战事呈现出了全然不同的局面。
在学校这个战场，战法较为简单，防御也很有效。
早在10年前，大多数学校尤其是寄宿类学校，已明令禁止学生携带电子设备进入校园。当时的防控对象主要是MP3、MP4、iPod、iPad及非智能手机，学习机和高性能计算器是否应该列入黑名单还引起过一番争议。
随着近年来手机性能的升级换代，智能手机集各种产品功能于一身，成为校园战场的头号大敌，学校上上下下基本上同仇敌忾。攻坚与防御双方主要的火力集中在对违规的处理方式（比如是以教育为主还是以惩罚为主），以及手机部分功能的宽容使用上（比如寄宿生确有与家长通话需求的，允许携带非智能手机入校）。
教育部去年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为学校方面定了调、撑了腰，但其中涉及家庭战场的部分，仅以“家长应履行教育职责，加强对孩子使用手机的督促管理，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一句概括。
这使得主战场摆在了情况更为复杂的家庭中，而战士们遇到的最大困境是：必须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直接跳过兵法学习和实战演习，没有人作战前动员演讲，不知作战守则为何，完全断绝后援，如此条件之下，战士们甚至是被蒙着双眼，抛到了现在这个战场。而他们对将要与自己作战的敌人一无所知，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无胜算。
但无论如何，这些孤勇者已在应战。
在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提供的案例中，教师与家长们联合起来，将学生也拉入同盟阵营，想出了各种办法，如设立家庭纠察队长、进行亲子行为练习、制定日常活动规则和时间表制度等，虽然生效的时间长短和效果强弱未必尽如人的预期，但毕竟为同行和后来者作了探路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