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焕荣
在诸暨市学勉中学的一间办公室里，3名学生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处理着一场纠纷。
原来，校足球队队员小涛和小宇在训练时因碰撞产生口角，继而引发了肢体冲突。高三（1）班学生张泽阳则充当了学生调解员。他相当老练，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将两名同学分别带到了不同的办公室，让他们冷静20分钟后，再单独谈话……梳理矛盾的起因、经过，并鼓励双方化解矛盾，就这样，不到40分钟，小涛和小宇握手言和了。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诸暨市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之后又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
学勉中学就坐落于枫桥这座历史文化名镇。2000年，该校完成了易地新建，并被获准面向全省招生。当时，来自杭州、温州、宁波、绍兴等大中城市的学生占到了在校生人数的35%。而这些学生大多是第一次离家，生活自理能力和吃苦精神较差，纪律意识比较淡薄。另外，由于独生子女比例较高，任性骄纵、偏激跋扈等毛病也不少。
所以，当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凑到一起，很容易就会产生矛盾，一旦处理不当，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安全事故。“当时就想到了能不能从‘枫桥经验’中汲取管理智慧，将矛盾和隐患化解在班中，抑制在萌芽中。”学勉中学校长陈尧说，“枫桥经验”的实质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而以往学校管理太依赖教师和班主任了，没有充分发动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等的作用。
为此，该校确立了“学生教师为最大最有效的管理资源，依靠师生实施管理”的工作思路，逐步建立起群控群防的校园安全网络。10多年时间过去了，这一思路一直被保留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如今在学勉中学，学生调解员已经成为处理学生纠纷的主力军。”政教处主任骆银永对记者说。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满满一文件柜的校园纠纷调解档案，那是7年来学生调解员的工作“成绩单”。一个上千人的大学校，天天都有可能发生或大或小磕磕碰碰的事。无论是在教室上课、食堂就餐、寝室生活还是在课外活动，一旦有矛盾发生，这些学生调解员就会主动站出来，积极调解，将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
在成为调解员之前，张泽阳也是个“问题学生”。高二时期，他就曾因为打架受到过纪律处分。在处理过程中，骆银永并没有粗暴地选择批评他或让家长来学校，而是通过创设反思场景，引导他理性地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在那之后，张泽阳主动作出检讨，积极参加美丽校园义工团等志愿服务活动，通过自己的行动重新获得了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并向学校争取撤销了处分。
枫桥镇派出所有一位“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杨光照，他擅长调解群众矛盾，纠纷化解率在98%以上，群众满意度很高。2012年，学勉中学把杨光照请进学校，成立了“老杨工作室”。用相关负责人的话来说：“以前我们处理校园纠纷，总喜欢单打独斗，以为老师是万能的。殊不知，民间有高手，学校管理要注意借力。”
在杨光照的指导下，学勉中学形成了“自我反省—自找问题—自解矛盾”的“三自”教育管理法。学生之间发生纠纷时，班主任不是草率地让学生回家反省，或马上把家长叫到学校，而是主动地创设反思场景，帮助学生解开心结，解决彼此间的纠纷。“我们告诫教师千万不能当直接介入处理问题的裁判。”骆银永说，这已经成为学勉中学班级管理的一条“铁律”。
而随着调解员岗位的设立，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参与校园安全管理。“他们在纠纷处理的过程中学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实现了自主发展。”在陈尧看来，这不仅有助于消除校园安全隐患，还实现了育人功能，是“枫桥经验”进校园后的升级版。而围绕“关怀、信任、服务人的成长”这一核心，该校通过参观枫桥派出所、听取法治讲座、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志愿活动等多种形式，助力学生成长。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学勉中学一直保持着学生犯罪率为零、重大事故率为零、家长投诉为零的纪录，学生纠纷的调解率高达100%，并先后获评“浙江省青少年自我保护教育基地”“绍兴市治安安全单位”“绍兴市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而在枫桥镇以外，诸暨市的其他中小学也纷纷起而效仿，将“枫桥经验”引进校园，逐步建立起校园矛盾纠纷预防与调处机制。当地还成立了市级层面的学生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校园安全督查组，聘用6名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老校长为专职调解员兼安全督查员，开展校园安全督查，主持、参与、指导调解各类学生伤害纠纷。统计显示，通过各种举措，诸暨成功调解了各类学生伤害纠纷百余起，调解成功率实现百分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