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明代嘉靖隆庆时期的魏良辅算起，昆曲的历史已有近五百年。万历年间，昆曲进入宫廷，成为宫廷艺术。帝制时代结束后，昆曲存留于民间，被视作古典艺术。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进程里，昆曲的命运几经沉浮，处于一种“衰而未绝”的境地。2001年5月18日，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项目。2005年，中国政府开始了“非遗”的体制化与社会动员，昆曲作为中国第一项世界“非遗”艺术，处境大为改观，获得了迅速发展。从宫廷艺术到古典艺术再到“非遗”艺术，概念的变化意味着昆曲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昆曲观念的转变。
“非遗”的含义指向“濒临灭绝”和“保护传承”。昆曲成为“非遗”后，前者描述昆曲的处境，激发了国家及全民的文化危机感；后者则是针对昆曲的措施，涉及国家治理及文化政策。此前，国家对于戏曲的政策以创新为主，但也存在抢救、保护的声音。昆曲成为“非遗”之后，借由“非遗”概念，保护传承的话语获得了支持，并在激烈争辩的话语场里逐渐占据优势。与此同时，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的运作，结合了“非遗”话语，提出了“全本”“原汁原味”等昆曲制作方式。诸多新旧观念随后被整合为“复古即创新”的文化观念，在昆曲领域获得了主流话语位置。国家“非遗”体系的探索与逐步建构，譬如各级“非遗”部门的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传承人制度的创设与推行，对昆曲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譬如，因昆曲曾是“国剧”，现今仍分布于中国的多个区域，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及设立，对昆曲的地域观念及发展产生了影响。传承人制度也是如此，因为昆曲分为清曲与剧曲，传承方式也有剧团、戏校、社会等途径，技艺包括表演、乐器、道具制作等各个方面，这些都给传承人制度的实施提出了新问题。
昆曲的校园教育，一般以1917年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吴梅讲授词曲，并在学生社团音乐研究会传授昆曲为起点。昆曲校园教育不同于昆曲剧团的传承，一方面带有专业特点，如“清曲”的传承与研究，另一方面又具有业余性，是昆曲爱好者、赞助者与支持者的圈层。百年间，昆曲校园教育绵延不绝，主要依托于学生社团的小圈子。2009年，随着青春版《牡丹亭》的巡演及影响的扩大，白先勇与叶朗发起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并于次年创设公选课“经典昆曲欣赏”。“经典昆曲欣赏”课程探索了一种昆曲校园教育的新模式，即以学校教学体制里的公选课程为中心，通过著名昆曲艺术家及学者的讲座与示范，让昆曲“小白”得以接触并体验“昆曲之美”。在课堂外，则通过昆曲工作坊让学生更为深入地学习与了解昆曲。在课程作业的设置上，鼓励学生将昆曲与创意结合起来，设计昆曲文创作品，并且可以通过短视频、翻译、剧本、非虚构写作、数字人文等方式完成作业。这门课程已持续13年，在北大具有良好口碑，被称作“神仙课程”。
在昆曲校园教育里，“经典昆曲欣赏”课堂是昆曲艺术与学生受众相遇的场所。围绕着技艺的展示与知识的养成，昆曲艺术家、学者与学生处于同一个共振场，进行着昆曲艺术的传承与传播。在白先勇的推动下，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苏州大学都曾设立昆曲传承计划，开设昆曲课程，形成海内外多地联动的昆曲校园教育网络。其他高校开设的昆曲、京剧或其他艺术的公选课程对此模式也有所借鉴。2018—2020年间，教育部推动建立了106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其中有一所昆曲传承基地、两所京昆传承基地。在传承基地的规划与标准里，包含公选课程、工作坊、对中小学与社区的传播等措施，大大拓宽了昆曲校园教育的影响范围。
作为昆曲校园教育的另一标志，校园版昆曲的演出也得到了重视。譬如，2017年至2019年北京大学策划北京16所高校和1所中学组成的校园传承版《牡丹亭》，2020年至2021年同济大学策划江浙沪高校参与的学生版《长生殿》，2021年北京大学与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巴城镇组织全国10余所高校学生参与的高校版《牡丹亭》，都展示了这一被称作“将观众跨界升级为演员”的方式，是昆曲校园教育的新途径。
随着国家对“非遗”传承与保护的重视，“非遗”教育成为一个新的热点话题。譬如，在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遗”教育作为推动“非遗”保护的新途径。2023年的“哈佛中国教育论坛”专门开设了“非遗”教育分论坛。在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高校里新的本科专业。在北京大学一次关于“非遗”教材的调研中，全国有303个从事“非遗”教育的高校机构参与问卷调查。昆曲是中国第一个世界“非遗”项目，也是较早引起社会关注的“非遗”教育类型。从昆曲校园教育的实践来看，在传统的戏曲教育之外，如何展示“非遗”的特性，将“非遗”与校园文化的各个层面相融合，将会给“非遗”教育提供新的经验与实践。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