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山东科技大学大学生机器人团队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智能机器人创新研发。韩洪烁 摄
②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研究生在导师的带领下，进行介质膜生长实验。华中科技大学 供图
③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科研团队开展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输运研究实验。华中科技大学 供图
“2022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到124.25万”“我国硕士以上学位授予单位已增长至779家，其中博士学位授予单位451家”……当前，研究生教育已成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驱动要素。一系列数据显示，我国研究生教育时代正加速来临。
日前，首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会暨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江论坛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全国近700家研究生培养单位、用人单位、政府主管部门及行业企业负责人，以及100多位院士、高校书记校长齐聚一堂，围绕当前研究生教育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及热点难点问题，共话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
作为人才培养的金字塔尖，研究生教育与其他层次的有何不同？我国研究生培养体系还有哪些待改进之处？未来怎样系统优化研究生教育体系？带着问题，记者与现场专家学者一起，探寻从研究生教育大国向研究生教育强国迈进的时代新路径。
“两个大局”背景下
构建创新引领型科技文化
当前，面对“发展中的挑战”“打压中的突破”“开放中的博弈”等复杂局面，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使命任务发生了怎样的重要变化？
在与会专家看来，作为学历教育的顶峰，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乃至培养“大师”的关键环节。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沁平认为，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需要考量学习乃至创新能力之外的因素。培养科学技术大师需要一种创新引领型科技文化。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孕育的主要是跟踪追赶型科技文化，这种文化在追赶世界科技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向并跑乃至抢跑转变，亟须构建创新引领型科技文化。
“这是一个呼唤学术大师的年代。”在中国科协原书记处书记、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冯长根看来，缺乏战略型领军人才是目前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大师之路是开辟之路、探索之路，也是不平坦的路。大师是概念、命题或者理论的化身。提出一个新概念并不太难，难的是得到世人认可，大师必须在概念、命题与理论构建上有所创新。”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范海林表示，高等教育迈向新征程，对内要不断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对外要着眼世界一流，体现国际共性，在世界坐标系中看发展；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充分的话语权和竞争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推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加强关键技术攻关。
“相较于其他阶段教育，研究生教育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杨卫认为，研究生教育在宏观、中观、微观上都有独特的结构，尤其是与学科建设紧密相连。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主体，研究生深度参与了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他们是我国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坛上，杨卫从规模、结构、投入、思政、导学、质量、管理、产教融合等八个方面系统阐释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特征、存在的短板以及针对性举措。
向“金字塔顶端”看齐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须补“短板”
自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以来，我国已累计培养了1000余万名硕士、110余万名博士。教育部发布的《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到124.25万。
“中国已迈入研究生教育大国之列，未来将坚定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介绍，我国自主培养的研究生已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2021年新增选的两院院士中，超九成在国内接受过研究生教育，超八成由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培养并授予最终学位。
与本科教育不同，研究生教育旨在培育拔尖创新人才。赵沁平将高等教育比作一座金字塔，自下而上依次为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教育。博士阶段的教育对应着金字塔的尖端，须更加关注创新、突破能力以及特定方向的相关知识。
“我国基础学科繁荣发展，但科研前沿引领不足；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但支撑发展驱动不足；科研队伍规模庞大，但顶尖大师仍然相对匮乏。”杨卫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从专业结构来看，一些关键核心领域的博士生数量严重不足；从类型结构来看，我国博士生以学术学位为主，应用型专业学位博士占比低，尚不能满足产业发展升级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既需要一批探索前沿领域的科学家，也需要一大批能将科学技术运用到工程建设中的卓越工程师。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沈毅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当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卓越工程师培养需求不符，教育培养目标存在错位；二是一些高校重规模轻质量，建设重点特色学科的意识不够，工程博士、硕士培养质量不高；三是高校针对创新型人才的持续性培养能力不足，培养学术大师、工程巨匠、业界领袖的能力不够。
评价标准是引领人才培养方向和质量的指挥棒。不少与会专家提出，一些高校的研究生培养评价机制单一，尽管针对创新导向、分类评价、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等评价体系形成了基本共识，但在具体实施中，仍处于探索阶段，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际需求还需磨合。
“高教评价要扭转‘重学术轻贡献’的倾向。”范海林表示，高等教育要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用贡献的尺子量高校，从“排座次”到跳起来“摘桃子”，加强应用性评价，扭转“重学术轻贡献”的倾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副校长宋保亮介绍，该校以服务需求提升高层次紧缺人才培养能力，建立了以培养绩效与质量为导向的招生计划配置和动态调整机制。该校设置研究生学术创新奖，建立以破除“五唯”为导向的学术评价机制，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构建研究生学分课程体系。除此之外，该校还严把关键关口环节，提高全过程质量管理能力：严把“入口”关，提高人才选拔质量；严把“出口”关，强化质量关口前移。
当前，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培养类型的变化，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日渐凸显，存在导师选聘考核机制不科学、制度不严格等问题。杨卫分析，上述问题主要由三个原因导致：一是思政系统与学术教育系统分离，没有全面落实导师责任制；二是导师培训不到位；三是未能实现对导学过程的多方监督。
朝“改革深水区”发力
发挥好学科交叉催化剂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整体谋划，从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角度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是教育、科技、人才最紧密的交汇区。
不少高校分享了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改革经验，显示出中国高校朝“改革深水区”发力的智慧。不少专家提出，研究生教育要瞄准世界前沿，发挥好学科交叉催化剂作用，促进前沿交叉科学与未来技术领域相关产业产出重大的有影响的原创性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杨金龙介绍，该校不久前启动了交叉学科建设中心，聚焦深空探测仪器、软物质与生命科学三大方向，整合全校资源深入推进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我们要坚定信心，我们是能培养出学术大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紧紧围绕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导向，促进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培养高水平的拔尖创新人才。要正确认识研究生教育的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面对变局与变革，学校要找准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新方位，乘势打造更加卓越的研究生教育，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培养高质量科技人才和学术大师，应鼓励学生学术创新，让学生敢于啃‘硬骨头’，攻关关键核心领域的学术难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姜培学介绍，该校为激励学生挑战科学“无人区”，完善了学位申请创新成果评价体系。这一体系克服了“五唯”倾向，更关注实际贡献，发表文章不作为申请学位的前置条件。该校突出将学位论文作为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相关成果作为重要参考。鼓励研究生勇于挑战前沿性、跨学科课题，不用顾虑发表论文的数量。同时，将学术权力下放到学科，增强各学科更大的自主性。
当前，高等教育已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研究生教育如何更好地满足高质量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成为与会专家们讨论的热点。
“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是创新能力，博士学位论文则是这种能力的系统性载体。”南京大学副校长王振林介绍，该校围绕“博士学位论文创新成果评价体系”和“健全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两个关键抓手，建立了涵盖28套差异化多元化博士学位授权质量标准的评价方案，引导博士研究生培养围绕“四个面向”、坚持创新引领、激励原始创新。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洪军介绍，学校系统设计了“四主体一联合”的校企深度融合模式。在该模式下，校企合建的研究中心，企业必须是投资主体，运行管理主要人员由企业派驻，且建立了明确的成果共享机制，由此校企形成了强有力的共识，为卓越工程师培养提供了稳定的载体和平台。
高等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依赖于科技创新，依赖于高端人才。三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经过充分研讨，“唯有统筹规划、三位一体，才能从根本上系统性解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难题”成为与会专家们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