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以来我去了很多次弋阳，采访当地的教育改革，蹲点观察当地的教育变化，自认为对弋阳教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以至于研究生论文都是以该县为样本，直到听说弋阳有个教育世家。
一大早，八十多岁的詹道林缓步从弋阳一中的职工宿舍楼里走出，来到女儿任教的方志敏中学，讲述起父亲的故事。采访快结束时，天色渐晚，随后又跟着老人来到一墙之隔的叠山书院，听他还原当年办学的各种场景。
站在叠山书院门前，面对静静流淌的江水，我重新认识了这个赣东北小县。
“县治在弋水之阳，曰弋者，以水形横斜似弋也。”书中记载着县名的由来。起先我总把“弋”误作“戈”，因为这是一块充满热血与传奇的红土地。
半个多世纪前，方志敏、邵式平等人不仅相继领导了漆工镇暴动、“弋横起义”，还建立起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时至今日，行走在弋阳，无人不知“革命烈士方志敏”和“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
与方志敏、邵式平是同学、是好友的詹天权，在校期间与他们多次探讨过爱国、救国途径，最终却选择了一条静悄悄的救国之路——教育救国。
新中国成立前在高等小学堂任教，先后创办弋阳的第一所初中和第一所高中，詹天权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晓。采访过程中，记者和占运雪一起翻阅着泛黄的资料，我们对这位已故老人的故事充满好奇。
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和斗争，连想保护一位躲避抓壮丁的男子都没有成功，最后被学生起哄，叫作“木头”。抗美援朝时，捐出家产，詹天权也没觉得自己干了什么大事。看到弋阳的学生初中毕业后还要去外地读高中，四处奔走，硬是在一片废墟上筹办出一个高中。
一代又一代的弋阳学子通过教育，走向全国各地。曾经在上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詹天权却选择回到家乡搞教育，哪怕身体不佳，也放弃去省城工作、治疗的机会。
“我父亲是因劳成疾，最放不下的还是教育事业。受他影响，我们姐妹五人也全都选择了教师职业。”詹道林如此说。
“受家庭影响，我从未想过其他的职业。从小我就立志要当老师，而且是好老师！”占运雪如此说。
“我们家当老师的也多，但我被她家深厚的家风传承给‘震撼’了。”张东升更难忘的还是当年，去西安探望病榻上的詹道庸，为了编撰出专业教材，殚精竭虑，最终教材编写出来了，詹道庸却未能走下手术台。
无法用一篇文章写出教育人的一生，更别谈想写出一个家族上百年的传承。在这过程中没有太多轰轰烈烈的事件，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
但教育就是一件小而微的事业，像静水深流，像草木生长，在渐变中改变人的思想，塑造新的行为。
将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止境的教育事业中，在落实、落小、落细的教育实践中发挥“渐渐”的力量，让人在渐变中看到突变。一代又一代地投入到这个“静悄悄的事业”中，一分又一分，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也让人在刹那中看到永恒。
詹天权的教育生涯虽有终止之时，但在他的影响下，家族乃至整个弋阳的教育事业却一直是“正在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