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一场名为“高考改革实践与展望”的研讨会在上海百年老校格致中学举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首先点题。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因浙江、上海开启“新高考”而被称为“新高考元年”。恢复高考40年，高考制度经过了哪些阶段、发生了哪些变化？“3+3”的新模式对于考试、招生、中学教学有什么影响？“新高考”是否让考生和高校有了更多选择自主权？
“3+3”让学生可按爱好选学科
上海格致中学校长张志敏谈到2017年“新高考”的变化时说，中学不能简单地用应试方式来应对新高考，教学管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教学的方式要改变。
在高考改革的引导下，格致中学重构了“新四类八群”百门课程体系，包括公民人格类、科学认知类、生涯发展类和创新记忆类四大课程。
浙、沪“新高考”改革通过增加考试科目和考试次数，极大地增加了高考的多样化和学生的选择。以考试科目为例，上海学生在语数外之外的6门中选择3门考试，学生有20多种不同的科目组合可选；浙江学生在语数外之外的7门中选择3门考试，有35种不同的科目组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3+3”科目改革是本轮高考改革最核心的内容，通过增加考试科目和考试次数，扩大学生的科目选择权、课程选择权、考试选择权和学校选择权，使得学生有获得感。
高考改革不是简单的考试科目改革
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梳理了自1952年我国建立统一的高考制度以来各个阶段的特点，特别是1977年至今这40年的政策制度变化情况。
她将这40年划分为4个阶段：从1977年到1984年是恢复重建阶段；从1985年到1998年是改革探索阶段，实行了保送生制度、引进了标准化试题，在这个阶段随着高考选拔性特征的凸显，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严重；1999年到2009年是深化改革阶段，高校收费、“3+X”考试、分省命题开始实行；从2010年到现在，逐步取消各类综合加分、从分省命题回归统一命题，从2017年开始浙江、上海迎来“新高考”，这是综合改革新阶段。
“我国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改进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试招生体系，为学生成才、国家选才、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纵向流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全职委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延申认为，高考制度总体符合国情，权威性、公平性被社会认可，但是存在一些社会反应强烈的问题，主要是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
刘延申特别强调，2014年启动了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试点，目的是到2020年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但是，这场高考制度改革不仅仅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考试科目改革，还有很多其他措施：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实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业计划，落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和考试的政策措施等。
一直从事高考改革研究的厦门大学教授、厦大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则认为，“新高考”是恢复高考40年来最大的一次改革，是全面系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以前的改革基本是单向的。
刘海峰认为，浙江省的改革牵涉面更广，考生多，改革复杂性比上海更大。
他希望：“上海和浙江的高考改革能够为高考改革提供经验，改变原来大一统、相对刻板的高考制度。但是又不要伤及公平，因为越复杂，对弱势群体，尤其农村家庭考生越不利。所以在公平和科学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如何兼顾两端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位一体”增加高校选择自主权
2011年开始，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开始试点“三位一体”招生，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统一高考和综合素质评价（含中学综合素质评价和高校综合素质测试）三方面的评价结果按比例合成综合成绩、择优录取，当年只有260个计划名额。
现在有50多所院校在浙江省内进行“三位一体”招生，2017年计划招收8000多人。2012年南方科技大学也开始实行“三位一体”招生，今年上海有9所大学、山东省有10所高校进行“三位一体”招生改革。
浙江大学求是学院院长吴敏曾担任浙江大学招生处处长，他对前几年考入浙江大学的各省市学生作了统计，发现“应试教育做得好的学校，学生发展的潜力越差；素质教育做得好的学校，学生发展的潜力越大”。
“高考改革要注意中学的多样性，改革要着眼于大部分学生和大部分中学。”吴敏同时提醒注意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公平性问题，规避唯分数论，特殊专业可以提出对测试科目的偏重。此外，面试笔试分数在综合评价所占的比重如何，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客观存在的差异如何来平衡，这些问题都需要思考和探讨。
长期从事教育考试研究的熊丙奇认为，“三位一体”改革是当前高考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熊丙奇通过观察浙江高校“三位一体”招生的数据以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招生数据发现，综合素质评价和自主招生对农村孩子更有利。在统一考试中，农村孩子的平均分数要低于城市孩子40分。如果“三位一体”招生大幅度增加名额，可避开很多考试弊端。
作者：李新玲 谢 湘
《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3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