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小传：王木春，福建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福建省东山第一中学教师。人生信条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当有趣人”。出版《身为教师——一个特级教师的反思》《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过去的课堂》《人生第一课》《民国名家谈作文之道》等。
回首三十一载教书生涯，没有惊涛骇浪、大喜大悲。琐细平静的水流上，点缀几朵苦乐参半的小浪花。差可慰藉的是，自己不断在努力成长着。成长之路概括为三个小“发现”。
发现“语文”
第一次走进属于自己的教室，上的第一节课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除了一本教参，没有现成的教案可参考。庆幸的是，七年前，我的语文老师给我上课的情景尚历历在目，于是凭感觉复制了一遍。以后的课，我也大致按教参的提示，迷迷糊糊过了许多年。
有时，给学生介绍些课外书籍，读读课外文章，这个举动主要受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的影响。大学时，他给我们支招：“如果你遇到一篇连自己也没感觉的课文，那就不必‘硬教’，否则师生都徒劳无功，不如放下课本，选一两篇课外文章念给学生听，谈谈感想，效果更好。因为语文的本质就是听说读写。”遗憾的是，我碰到“连自己也没感觉的课文”不止一篇，因此常占用课堂时间带学生去读课外文章。好在，学生似乎颇享受我的“不轨”行为。有一回，我竟然在高考前几天，丢下模拟试卷，给学生念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花了两三节课。那一届，高考成绩出奇好。如今回想，天方夜谭！
随着教书日长，大学里带来的文学热情被现实一点点消蚀。几年后，我的生命远离了诗、小说、散文……我的文学花园是空荡荡的。自然，我的大部分课堂也是乏味的，虽然不时出现课外文章，但它们像食物中的“佐料”，很难引发学生对语文的深度兴趣。直到从教十一年后的2003年，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打开了我封闭的世界。这是一本谈论教育的书，但打动我的首先是书中的诗性文字，然后才是充满人道关怀的教育思想。
在早秋的一个温暖而有阳光的中午，我和孩子们来到河岸边。我们分散在一片草地上。在我们的眼前，是一片点缀着秋季花朵的草原，鱼儿在清可见底的河水里游来游去，蝴蝶在空中翩然飞舞，燕子在蔚蓝的天空飞翔……我第一次在教育专业书中触摸到这么美的词语，它和美的情感汇成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教育天地。闪亮的文字，与其说唤醒了我的教育情感，不如说激活了我沉睡多年的文学细胞。我开始重新阅读文学书籍，那时还没有网购，我甚至独自乘车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大城市购书。我拿起“生了锈”的笔，写下一篇篇教育随笔和生活散文。渐渐地，我的课堂也发生了改变，自觉地从教材、教参、练习中走出来，同时摆脱了老一代语文老师千篇一律的“作者—时代背景—段落大意—艺术手法”的教学模式。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不满足于教材里那些沉闷的文章了，语文课涌进了更多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的人文作品。我还在课上朗读自己刚写的小文章。
这些文字影响着我的学生，不少人至今保持着读写习惯。如此“放任”的教学方式，也遭遇一些人的不屑或反对，但我始终相信：学生光靠教科书上的选文是学不好语文的，理想的语文教育应当让人爱上文字，爱上思考，有能力去感受和表现人生，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若干年后，读到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说：“‘人’于是演变成为某一样东西……牧师变成了仪式，律师变成了法典，机械师变成了机器，水手变成了船上的一根绳子。”不由庆幸自己未被异化为一张练习卷或一截粉笔，也没把学生扭成一道只有标准答案的试题。
发现“人”
2012年，在我参加的省名师培训班上，一位有名望的特级教师的简短分享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我在名校任教几十年，即将退休。以前上课就聚焦那部分可能上北大清华的孩子，现在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教书。现在，我上课提问学生，关注的不再是他们答案的对或错，而是首先要求他们站直，昂首挺胸，大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座中十来个人听完都默不作声。我一时无法完全领会老先生的情感，但心底被触动着。
不久就遇到了多年前的高中学生阿翔。阿翔是典型的“双差生”，也是我的“眼中钉”，好几次差点儿被学校开除。在他毕业后六七年，我们邂逅了。此时正在某酒店当大堂经理的阿翔，已不复昔日玩世不恭的模样。他告诉我自己毕业后的经历，反思了他高中时的所作所为。我为阿翔的进步感到欣慰，也为自己当年的“偏见”“功利”而心生愧意。
2015年，我认真重读了《给教师的建议》。这次阅读重点放在书中那些标注名字的学生上，他们都是学困生，有的还是“刺头”学生，比如八年级男生米哈伊尔，一个让所有老师都头疼的人，中途辍学了，几年后却成为一名优秀且彬彬有礼的电器维修工。米哈伊尔的“蜕变”，震撼着女教师妮娜，她反思道：“我们作为教师，怎么会没有发觉，在我们认为无可救药的懒汉和毫无希望的‘两分生’身上，在他们的心灵和双手里，还蕴藏着天才呢……不，这不仅是蕴藏着一个巧匠的天才，而且是蕴藏着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的大写的‘人’。”我想起两年前老特级教师诚恳的话语，想起学生阿翔。可多少年来，我能自觉地用“培养人”的眼光看待从我讲台前走过的每个学生吗？
那天，一边整理着讲座稿，一边念及这些过往，我终于明白老特级教师那番肺腑之言的真意。此时的我，教师生涯却已度过了近三分之二。
当我开始有意识地把学生看成“人”时，课堂也随之发生了微妙变化。一向看似平淡无奇的课文，字里行间跃动着“人”的影子。我在巴金《小狗包弟》中看到人性在不同环境下的堕落与觉醒，在《兰亭集序》《赤壁赋》里读到“天地有大美”以及人对生命的叩问，在陆蠡《囚绿记》中发现卑微生命的渴望和倔强，在杜甫《登高》中感受到个体的渺小与壮阔，在《人是能思想的苇草》里发现人类的无上尊严，在《孔雀东南飞》中听见爱的绝望与呼唤……许多文章中，原来都藏着一个个具体真实的人，这些作品汇集起来，就是一曲善恶美丑交织的交响乐。站在讲台上，我常觉得自己不是在讲课，而是和学生一起探寻人性的密码，体味生命的苦辣酸甜。
发现自我
2013年，省教育厅要求每位名师班学员研读一位语文大家，并以之为研究课题。我选择的是叶圣陶。在研读叶圣陶的教育思想中，我接触到更多的教育名家。机缘巧合，教育科学出版社拟出版《叶圣陶教育演讲》，且把任务交给我。没想到，我的专业成长之路自此拐入另一个方向。
《叶圣陶教育演讲》出版后，在某出版社做编辑的好友Z君知道我长期关注现代名家，便给了我一个新任务——主编《民国名家谈作文之道》一书。之后，我又陆续主编了《为幸福的人生——民国名家对话中小学生》《人生第一课——民国名家忆家庭教育》等。小丛书出版后，在业界产生了些许影响。一次，Z君提醒我：“你不仅要当编者，还要当作者，这样，教书、读书、编书、写书就相互打通了。”我茅塞顿开，于是有了我第一本谈民国教育的随笔集《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
曾有人问我，如何在繁重的教学中兼顾读书、编书、写书？
我答：不少现代教育名家是中小学教师出身的，他们于稻粱谋之余，照样遍览群书，著书立说，比如朱自清、钱穆、叶圣陶等。以叶圣陶为例，仅1921年，他在小学或中学一边教书，一边创作了大量作品，计有短篇小说22篇、“文艺谈”40篇、童话10篇等。这些名家的课余著述固然和那时代宽松的教育环境有关，但也足以启示后人：事在人为，只要自己愿意，总能挤出时间来做事。况且，身为教师，读书乃分内事，读书只会提升他的课堂品质，不读书的教师才令人担忧他的教学质量。至于编书、写书，其实所费时间不会特别多，只要腹中存有足够丰富的书籍，加上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肯多观察、多思考。“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编书、写书亦然，工夫不在“编”和“写”，而在平时的“读”与“思”。
从跟着教参和感觉走，到发现语文，再到发现“人”、发现自我，此过程无大起大落，却颇有“起承转合”的味道。三个“发现”，是我三十余年职业发展的三个台阶，而贯穿其间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追寻人，发现人，更包括内心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