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省从江县刚边壮族乡中心小学，体育社团的学生在课后服务时间练习跳绳。通讯员 罗京来 摄
■学校不同于工厂、不同于企业，学校是一个育人机构，是一个需要人文关怀且应该彰显人文价值的场域，过分追求技术理性的张力，使得技术逐渐掩盖了它与人原初的和谐关系，进而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力量，既不利于人的成长，也不利于学校的发展
■学校管理“效率崇拜”继承了工业时代管理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而现代学校管理则急需实现从“学校是机器”向“学校是生命系统”的现代转型，因为“机器”是被制造的，而“生命系统”是自我成长的，这就需要学校彻底转变观念，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管理控制转向激发人的无限发展潜能，真正按照人的生命特性构建新时代学校管理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及实践体系
“效率”是什么？效率是指在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量。在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里，学校管理存在各种“率”泛化现象，比如“及格率”“优秀率”“达标率”“完成率”“升学率”等。为了达成各种“率”的目标，一些学校的管理更加注重对各种规范、规则、标准、指标的使用，甚至提出一些雷人的口号，比如“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等，这种对数量化、标准化过分追求的背后其实是学校管理的“效率崇拜”。学校管理何以出现“效率崇拜”，如何超越“效率崇拜”？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学校管理“效率崇拜”的根源在哪里
学校管理存在“效率崇拜”现象源于管理主义思潮。管理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期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泰罗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是西方管理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潮，其主要特征体现为效率崇拜、管理至上、技术理性，其中“效率崇拜”是核心价值目标。由于管理主义行为之于工厂企业的有效性超乎想象，“效率崇拜”的价值取向逐步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组织也不例外。美国学者迪戈蕾指出：“20世纪初，教育家们开始像办工厂那样去办学校，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学校教育的许多方面都是从工厂车间直接移植到学校教室里来的。现在，保存记录、制定课程表、布置教室、划分学期、安排上课时间和课间休息、管理制度、教学和年级划分等都实现了标准化。质量控制和可以互换的观念从工厂引入到了学校。”美国教育家丘伯利也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学校就是工厂。原始产品（儿童）被造成成品以满足各种生活需要。”管理主义在学校组织中的移植、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使得“效率崇拜”逐渐在学校管理中深深扎根，逐步成为许多学校管理者的价值追求。
学校管理“效率崇拜”价值目标的实现，是基于管理主义行为特性展开的，即以科层制管理模式凸显管理至上特性，以数量化、标准化、程序化管理规则彰显技术理性，以实现学校管理的效率最大化为价值目标。概言之，学校管理在科层制管理模式下，过于强调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严格的规章制度、明确的职责分工、周详的工作计划以及精细的奖惩制度。无疑，学校管理“效率崇拜”价值追求有可能带来学校教育“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学校管理也逐步从经验性管理中走出来，管理标准化、定量化、程序化及效率化得到充分彰显。比如，有的学校在质量管理标准方面引入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有的学校在评价方面采用“指标—量化”评价方法，有的学校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方面过于追求“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等。这些学校管理中的“效率崇拜”现象，需要引起校长的警惕与反思。
学校管理“效率崇拜”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学校管理“效率崇拜”固然给学校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深刻影响，但由于管理主义产生的“土壤”及核心价值都与学校组织存在本质的差别，同样给学校组织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总体而言，学校管理“效率崇拜”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目中无人。管理主义产生的“土壤”厚植于工厂企业，管理对象主要是没有生命的冷冰冰的“物”与“机器”。学校管理“效率崇拜”是管理主义移植于学校的产物，学校是其依存的“土壤”，管理对象是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本应是见“物”更见“人”的以人为本的管理，但由于管理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对管理主义行为改造的不彻底，致使学校管理“效率崇拜”行为中“人的消失”。这种先天“土壤”的不同，必然带来后天简单移植的“水土不服”。所以，在学校管理中，我们不能把活生生的人当作一个与物质世界一样的物体，而应把他们视为与我们发生各种关系和联系，并与我们互相影响和作用的人。这是现代学校管理中必须重塑的理念以及亟待改进的行为。
二是价值偏离。管理主义以“效率崇拜”为核心价值追求，摒除管理中的人性化倾向，实行绩效导向的考评机制，以最大程度提高效率。而学校的核心价值追求是育人，是在遵循人的成长规律与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达成学生个性化及社会化的成熟与完善，以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以“效率”代替“育人”，以提高效率作为衡量学校价值目标实现的依据，背离了学校教育的价值追求，容易使学校变成单纯追求管理效率的场所，难以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三是控制导向。由于管理主义强调管理至上，其管理模式凸显科层制管理特性，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单向关系，决策者和管理者难以对下级的需求作出回应，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学校管理“效率崇拜”则遵循了管理主义行为特性，按照科层制管理范式，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度、命令式的管理行为，学校没有足够的自主权发展其专长和进行专业评定，也大大丧失了团队所需的灵活性。
四是技术理性。管理主义在管理实践中非常强调技术理性，倡导数量化、标准化、程序化等技术规则。学校管理“效率崇拜”价值目标的实现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技术理性的泥潭，致使学校管理出现数量化、标准化、程序化倾向，比如，学校教学业绩和学习成绩可以量化，思想品德与行为习惯可以量化，管理能力与研究能力也可以量化等；学校强化标准化答案、标准化试题以及标准化质量管理等。技术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校管理的便利化、规范化、效率化，但技术理性张扬的背后则是人文价值的缺失，学校不同于工厂、不同于企业，学校是一个育人机构，是一个需要人文关怀且应该彰显人文价值的场域，过分追求技术理性的张力，使得技术逐渐掩盖了它与人原初的和谐关系，进而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力量，既不利于人的成长，也不利于学校的发展。
学校管理如何走出“效率崇拜”误区
学校管理“效率崇拜”继承了工业时代管理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而现代学校管理则急需实现从“学校是机器”向“学校是生命系统”的现代转型，因为“机器”是被制造的，而“生命系统”是自我成长的，这就需要学校彻底转变观念，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管理控制转向激发人的无限发展潜能，真正按照人的生命特性构建新时代学校管理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及实践体系。
一是注重以人为本。新时代学校管理必须基于学校立场，真正回归学校，回归教育，从人的本性来认识人、尊重人、教育人和发展人，管理行为应在“人的意义世界”中展开。这就需要以“生命系统”为学校管理打开方式，围绕“生命”做文章。一方面，在理念上要真正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要真正看到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独特价值，认识每一个生命个体浓郁的生命期待和真挚的生命追求。另一方面，在行为上要真正为学生个体创设生命发展的自由空间，关注他们的情感需要和生命体验，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进行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使学生享受属于自己的思维创造，真正改变过去被教育、被管理的“被动”发展局面，使人的发展成为人自己主宰自己的过程，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主动”发展诉求。
二是重视管理育人。新时代学校管理需要关注“效率”，但更应关注“育人”，必须回归“育人”价值本位。过去在管理主义“效率崇拜”价值观影响下，学校管理走过一些弯路、歧路，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必须认识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哲理与道理，学校场域决不能盲目地“效率崇拜”，高效率未必培养出所谓的人才，人才的培养不是简单的输入与输出的过程，也绝不是单位时间内完成的育人工作量的简化过程，而是一个整合了输入、内化、领悟、转化及应用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是效率所能衡量和隐含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指出，坚持育人为本的办学宗旨，把促进每个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遵循教育规律，注重教育内涵发展；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这是新时代学校管理者应该坚持和坚守的。
三是走向多元共治。新时代学校管理更应该关注民主协商，走向多元共治。工业时代控制导向的管理已经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随着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念的深入人心，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进头脑，学校越来越重视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管理过程也更加注重民主、自由、开放与包容，管理中的科层权威与专业权威的矛盾趋于和解，一种新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协商对话的学校管理样态正在形成。这是新时代学校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是彰显人文价值。新时代学校管理需要重视技术规则，但更应彰显人文价值。过去，管理主义过于注重技术理性的价值，将管理塑造为组织严密的控制过程，忽视组织中人的情绪情感、思想道德以及价值观的作用，学校在技术理性的作用下容易演变成为一个缺乏人情与温情的场域，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容易演变成为“单向度的人”。新时代学校管理需要审慎面对技术理性，尤其要看到技术与人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强化人文价值对技术理性的规导，在发挥技术规则规范作用的同时，更应彰显人文价值的陶冶与浸润蕴含。正如有研究者所言，科层制所追求的客观化、形式合理性背后隐含着对人的否定，容易把人当作一种工具，容易从根本上否认人的价值与意义，因而必须用人文精神来进行救治。这也是新时代学校管理者必须予以重点关注的。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2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县[区]域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研究”[GYJ202202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