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教材的电子版或数字化形式，而是突破了纸质教材的局限性，由课程内容、移动终端、资源平台等要素相互架构而成的复杂产物。因此，单纯依靠教育系统或者高科技企业的力量，很难完成这项全新而复杂的工作
? 技术是把“双刃剑”，数字教材在焕发勃勃生机的同时，也承受着由技术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包括数据流动规范弱化、“教育属性”让渡于“工具理性”、应用过程中“赋能”与“负能”的效果差异等
? 国外较早进行数字教材探索的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加强多方合作和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等策略，以确保数字教材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数字教材是以数字终端为载体、以课程知识为基准、以数字知识为补充，在形态上具有交互性、在结构上具有非线性、在内容承载量上具有无限性的学习材料。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步，数字教材在推进信息资源传播流通、转变受教育者学习路径、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数字教材在焕发勃勃生机的同时，也承受着由技术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国外较早进行数字教材探索的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加强多方合作和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等策略，以确保数字教材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国外数字教材 建设现状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数字教材建设已成为国外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以传统纸质形式出现的教材已经难以满足师生对个性化、更新及时的教学资源的需求。数字教材作为教材建设的未来形态，是以数字形态存在、由数字终端承载、在多元主体交互作用下形成的能够快速更新的知识载体。因此，世界多个国家十分关注数字教材的研发和推广。例如，韩国是世界上较早推行数字教材的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实施“教育信息化综合计划”，并逐步在普通教育领域全面推广和应用数字教材。美国于2001年成立了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SETDA），该协会长期致力于数字教材建设，并在美国30余个州研发和推广数字教材。
国外数字教材建设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方协同发展模式。数字教材并非纸质教材的电子版或数字化形式，而是突破了纸质教材的局限性，由课程内容、移动终端、资源平台等要素相互架构而成的复杂产物。因此，单纯依靠教育系统或者高科技企业的力量，很难完成这项全新而复杂的工作。国外数字教材建设呈现出了教育系统与高科技企业等协同合作的景象。如2012年，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发布的《绝版：在数字时代重塑K-12教科书》报告提出，应确保数字和开放教育的市场充满活力，并建议州技术领导者、K-12学校的决策者、教育工作者和技术领先公司和出版商进行合作，以保证数字教材建设的灵活运作和数字教材内容的开放融通。
为建立数字教材使用的长效机制，国外数字教材建设的关注点正逐渐向教师转移。相较于传统的纸质教材，数字教材引发了学习形态、知识呈现方式、师生交往时空的极大变革。很多国家逐渐认识到，高质量的数字教材并不必然带来学生学习动机的提升和学习成绩的提高。建立数字教材使用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教师对待数字教材的态度及其对数字化教材内容的灵活调整和有机整合。因此，国外数字教材建设的侧重点正逐步从数字设施普及转向教师能力提升。如在《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标准·学生版》的基础上，美国于2006年发布了《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标准·教师版》，为教师使用数字教材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指南。2017年，欧盟发布了《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0）》，旨在帮助教师“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教学”，以确保欧盟成员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
国外数字教材建设存在潜在风险
数字教材建设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构成，丰富了教与学的形式和内容，但梳理国外相关经验可以发现，数字教材建设和管理也易遭遇以下多重困境。
首先，由于立法滞后和相关政策不健全，数字教材建设面临数据流动规范弱化的问题。数字教材作为迎合教育改革潮流的新型技术产物，已经超出了传统纸质教材建设的制度范畴和管理办法。一方面，以广泛共享为显著特征的数字教材，正面临知识资源的监管缺位现象。数字教材建设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教材资源的获取方式，但由于相关政策和法规尚不健全，数字资源的盗版侵权等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数字教材建设的安全保障能力不足，容易诱发个人信息泄露等现象。如美国发布的《2022年国家教育技术趋势报告》显示，2021至2022年间，美国基本解决了学校的硬件和网络质量问题。但由于学校网络安全屏障较弱，美国多所学校遭遇网络攻击，这也揭示了数字教材使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即用户数据的安全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其次，由于存在技术沉溺和科技滥用倾向，数字教材建设正遭遇“教育属性”让渡于“工具理性”的挑战。国外数字教材建设往往以高科技企业为主体，以经济技术投入为重要推动力，这使得数字教材建设易受市场竞争等非教育因素影响。一方面，企业将技术迭代作为“创收”手段，过度关注数字教材的“技术产品”属性。在经济利益支配下，这些企业往往通过技术产品的更新换代吸引眼球，这不仅为使用者设下消费陷阱，甚至会使数字教材沦为资本产物。另一方面，过分放大数字技术的“工具”价值，有可能严重威胁人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数字教材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终极指向，但其在教学过程中的过度介入，易使教学活动偏离育人本质。韩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长期过度使用数字教材不仅会诱发生理性病症，也会引发学生注意力减退、人际互动减少、网络成瘾等心理健康问题。
最后，由于实际应用效果不佳，数字教材建设出现了“赋能”与“负能”的效果差异。数字教材能发挥何种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在数字教材与学生之间中介角色的发挥。但放眼国外，数字教材的实施效果仍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数字教材应用的技术门槛较高，广大教师群体缺乏必备的技术素养。欧盟统计局2019年的数据显示，面对数字教材席卷而至，只有39%的教师在使用数字技术方面感觉良好，大多数教师仍未做好应对数字教材的各种准备。另一方面，技术的强势介入削减了教师的教学掌控力，容易造成教师在数字化背景下的角色模糊。数字教材在编写上多采用基于场景的设计方式，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出现技术预设过强而互动空间弱化的问题，以至于削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国外数字教材建设风险防控对策
为保障数字教材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外较早进行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国家，正在逐步调整步调、加强管理，朝着提升数字教材质量的路径前进。
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政策上为数字教材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2022年2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对2021年版权法修正案（版权获取改革）征求意见稿的回应》中表示，允许教育机构根据教育法定许可证，向学生和教职人员提供教育用途的在线资料，但应确保在仅查看的前提下，通过用户名和密码在一个封闭环境中使用，以确保数字版权材料不被大范围复制传播。2022年，美国在发布的《网络安全框架：K-12管理须知》中指出，应帮助引导学校管理者结合自身资源和技术能力，恰当有效地防范学校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减少网络事件对学校运营的不良影响，确保学生和教职人员的隐私安全。
其次，技术与教育协同共振，为数字教材建设搭建合作的桥梁。为避免技术在数字教材建设中的无序扩张，国外的数字教材建设正朝着多方合作、优势互补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多国正着手制定数字教材建设标准，为数字教材提供有效参考和合理权重。如2019年新加坡教育部将《信息通信技术教育总体规划》正式更名为《教育技术（EdTech）计划》，旨在进一步深化支持技术驱动型学习的积极合作伙伴关系，采用以用户为中心并响应变化的教育技术规划流程，以满足用户在数字教材使用中的各种需求。另一方面，调整数字教材建设主体的合作机制，为数字教材建设打造宜人生态。美国的霍顿·米夫林·哈考特（HMH）出版公司基于美国教育部门认可的教育干预框架，与各领域的高水平专家和组织达成紧密合作，扩展数字教材涵盖的科目和功能，开发切实满足使用者需求的数字教材。
最后，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为数字教材实施积蓄长效动力。数字教材育人效果的真正发挥需要消解教师的技术焦虑，让教师以创新的方式使用数字教材。为改变数字教材实施效果不佳的问题，世界多国都非常重视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及其对数字教材的把控能力，避免教师群体在面对数字教材时产生无力感和对抗情绪。2019年，美国的州教育技术主管协会在其公布的《州基础教育教学材料领导力趋势概貌》中提出，为帮助基础教育领域的教育工作者选择和应用数字教材，全美有约50%的州提供了相关的专业学习机会。2021年，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发布了《教师数字学习指南》，旨在为教师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培训课程。西班牙则于2022年5月发布最新版本的《教师数字能力参考框架》，以期在2024年让70万名中小学教师达到数字应用能力标准。韩国教育部认识到教师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在“2024年教育综合改革计划”中明确，将为教师提供共计15万人次的能力建设培训，以确保教师在教学中有效使用数字教材，进而使学生从数字技术中获益。
（作者单位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朱文辉系该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共产党百年教材思想的系谱学研究”[BHA210148]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