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写种松图小照卷（局部）》 清 石涛
石涛（1642—1708），俗姓朱，名若极，广西桂林人，出家后法名元济，一作原济，号大涤子、石道人、苦瓜和尚、瞎尊者、清湘陈人、清湘老人、清湘遗人、零丁老人等。石涛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明末四僧”，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既在绘画实践中积极探索、革新，留下了诸多绘画名作，又将所得总结为《石涛画语录》，为中国美术史、美学史留下了理论名著。
靖江王子
靖江王是中国历史上传袭时间最久的藩王，从明洪武三年（1370）到清顺治七年（1650），共计二百八十年。第一位靖江王是朱元璋兄长南昌王朱兴隆的孙子朱守谦，其父朱文正有勇有谋，深具军事天才，曾追随朱元璋平定天下，在疆场立下了赫赫战功。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任命枢密院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职位在徐达、常遇春等人之上。
元末明初，群雄逐鹿。至正二十二年（1362），史上著名的“洪都保卫战”中，就是朱文正坐镇孤城南昌，抵御了陈友谅六十万大军的进攻，构成军事史上的奇迹。战后朱元璋大肆封赏，不知是什么原因，唯独忘却了侄子朱文正，因此使得朱文正产生不满情绪，酒后放言有投靠张士诚之意，遭到朱元璋囚禁，后抑郁而亡。朱文正去世后，朱元璋念及侄儿一路追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劳绩，深觉愧对兄长，立国后为补偿朱文正，于洪武三年（1370）四月七日，将朱文正年仅十岁的儿子朱守谦封为靖江王，建藩于广西桂林。
洪武五年（1372），朱守谦以南京明皇宫为蓝本建府，山光水色设计精巧，殿堂楼阁独步峰南，前后用了二十余年，形成了门深城固、气势森然的靖江王城，比北京的故宫还要早34年。明朝共有12代靖江王居住于此，历时280年。
石涛是朱守谦的第十一世孙，明靖江王朱亨嘉之子。崇祯十五年（1642）出生于桂林，然而生不逢时，诞生后不久即面临着社会的动荡和国破家亡的巨祸。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同年四月二十五日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朝宣告灭亡。此时远在桂林的明室王孙、靖江王世子朱若极年方两岁。北京沦陷后，国家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南方的一些明宗室纷纷称帝，从南京的弘光帝到败退昆明的永历帝，都不成气候，这一时期近二十年，史称“南明”（1644—1662）。石涛生父朱亨嘉也抓住这个机会，在广西总兵杨国威、桂林府推官顾奕等人的拥立下黄袍加身，自称监国。朱亨嘉称帝非但没有给石涛带来好运，反而加速了家族的灭亡。1645年朱亨嘉被丁魁楚战败，遭中军官焦琏召、陈邦传捉获，押解到福建，送交时在福建称制的隆武帝朱聿键。历史上称此事件为“靖江之乱”，朱亨嘉被贬为庶人，其兄朱亨歅晋封靖江王。1646年四月朱亨嘉被缢杀。1650年，清军攻破桂林，朱亨歅自缢殉国，靖江王爵位至此而绝。
朱亨嘉称帝失败后，朱若极在家仆的救护下逃出，到湘山寺削发为僧，法名元济，时年四岁。元济的家国之恨早已种下，但与清军进犯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后来改号石涛的元济两次晋见南巡的康熙皇帝，欲以一己之才报效清廷，但最终并未如愿。作为明宗室后裔的石涛两度恭迎康熙圣驾，常为世人所诟病，有人甚至以此指责他缺少家国情怀和文人风骨。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石涛在题八大山人《水仙图卷》时称其为“金枝玉叶老遗民”，落款“若极”，由此不难窥见，石涛的心灵深处并没有完全抛却家国情怀。然而，一个出世的画家并不同于苦谋复国的遗老，对于石涛而言，艺术的意义远远大于世俗的政治追求。康熙三十年（1691），石涛从北京乘船回到扬州，后在此终其天年。
苦瓜和尚
据说石涛是历史上吃苦瓜最多的人，不仅每餐必有苦瓜，而且还供奉于香案，由此他自号苦瓜和尚。身为出家人，石涛未必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复国大志，然而，每餐必食苦瓜应该和他的人生遭遇及身心感悟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石涛将辑录自己一生绘画思想的书籍命名为《苦瓜和尚画语录》，也就毫不奇怪了。
石涛很早就显现出惊人的绘画天赋，并且对前人绘画和诗文书法都进行了广泛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石涛流传下来的早期作品，不难看出他刻苦努力、兼收并蓄之功，这为他个人绘画艺术风格和艺术思想的成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石涛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大自然的滋养让石涛的情感更加丰富，思想也慢慢成熟，“用情笔墨之中，放怀笔墨之外”，石涛能将自己的真实情感充分地灌注到笔墨之中，所以，他的每一幅画作都有饱满的生命力。但他在对待传统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并不认同董其昌所提倡的摹古之风。石涛在自己的绘画中能够自动屏蔽客观事物的干扰，时刻保持清醒，这也与他是一名禅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康熙三年（1664）前后，石涛由武昌到达庐山，在开先寺作《山水人物图卷》，便体现出打破常规、“我自用我法”“任是清湘一家法”这种对待创作的决心。这幅画构思独特，笔墨凝练，无论是绘画技巧还是境界经营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显露出恣肆豪放、酣畅淋漓的个人风貌之端倪，尽管此时的石涛对创新充满了自信和激情，然而他的作品依然显现出元四家和明沈周以及同时期“新安派”画家的影子。
石涛绘画艺术的高峰期是南京和扬州时期。康熙十九年（1680），石涛从宣城移居人文荟萃、雅士云集的南京，在这里，他结识了屈大均、孔尚任、龚贤、程邃、查士标、戴本孝等文学艺术家，受这些人的影响，他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时期，石涛精力充沛，创作热情高涨，山水画由原来受“新安派”影响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彻底形成了自家面目。
1685至1686年，石涛三游黄山，对他山水画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他曾用诗句进行形象的记录：“黄山是我师，我为黄山友。”《山水清音图》就是这两年之中的作品，这幅作品经营位置非常有创造性，图中青山巍峨，丛篁滴翠，峭岩错落纵横，山路崎岖婉转，古松遒劲苍健，飞泉潺潺湲湲，就在山泉之上，松竹掩映之间，一水阁凉亭深藏其中，两位高士听泉论道。从技法上看作品已非常成熟，用笔泼辣，用墨洒脱，皴擦点染，彼此交织，并且广用苔点，显出奇特的效果，以优美的格调和超凡入胜的情境让人耳目一新，给人一种萧森郁茂、深邃静谧的感觉。
石涛在康熙三十年（1691）创作了《搜尽奇峰打草稿》，除了画面意境之外，作品的名字似乎具有更大的艺术价值。《搜尽奇峰打草稿》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关石涛的各种书籍、画册靡不收载，整幅画用笔较《山水清音图》相对细腻，层层勾染，浓墨皴擦，淡墨晕染，仍然以独特的苔点层层叠加，画面显得豪放而雄浑。进而细察，笔墨线条自由流畅之中时露纤弱杂乱。这幅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当今山水画的写生教学都以此为理论依据。可以说，石涛的书画美学观和后来“扬州画派”郑板桥的“画到生时是熟时”之主张似有相通之处。石涛一生留下很多优秀的绘画作品，如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等处的《石涛书画卷》《秋声赋图卷》《荒城怀古图轴》《巢湖图》《春江垂钓图》《云山图》《余杭看山图》等都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精品佳构，堪称中国古典山水画的典范，对后来扬州画派乃至海派的创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余风至今犹存在于各大美院的山水画教学之中。
晚年还居扬州的石涛还俗入道，居于大涤草堂，体衰多病，生活一度困顿不堪，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石涛此期写给清初大收藏家岱瞻（江士栋）的四通书信，言语近似哀求，读来令人心酸：“弟昨来见先生，因有话说，见客众不能进言，故退也……”“中秋日与书存同在府上一别，归家病倒今，将谓苦瓜根欲断之矣。”从这些字句中仿佛能看到风烛残年的石涛在繁华的扬州城里靠卖画为生的困顿景象。在谈到石涛一生的艺术成就时，常有人对其晚年的草率之作感到遗憾，黄宾虹在《虹庐画谈》里评说：“清湘老人，早年极能工细，凡人物鸟兽花卉，时有所见。生平所画山水，屡变屡奇。至其晚年，凡署耕心草堂之作，多粗枝大叶，且用拖泥带水皴，实乃师法古人积墨、破墨之秘。”这种表现正反映了石涛晚年精力有限却不得不为了生活而奋笔挥写，所作自然难免粗疏，然而这些作品已不能代表石涛的艺术水准。我们读其画想见其人，更应该理解他生存的艰辛与不易。
康熙四十六年（1707）重九，石涛作山水赠道先生，题跋中有体力不支的感叹。第二年春作《梅花吟》有句云：“何当遍绕梅花树，头白依然未有家。”这一年石涛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至秋冬，一代画僧终在贫病中离开这个世界，享年六十六岁，死后归葬扬州蜀岗之麓。
（作者系济宁学院美术学院特聘教师、韩国又松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