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师生深入社区进行慢性病调查和卫生服务咨询。山西医科大学 供图
②汕头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生为同校同学进行科普宣传、演示“七步洗手法”。汕头大学 供图
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宣亚男对校园外来物资进行环境采样。复旦大学 供图
■本期聚焦·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公共卫生领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在与病毒搏击的过程中，该领域暴露出的人才数量与实战能力不足等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激发着高等教育界的思考。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强调“要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着力培养能解决病原学鉴定、疫情形势研判和传播规律研究、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等实际问题的人才”。这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公共卫生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回应社会现实需求，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于2021年12月印发《关于开展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的通知》及《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指南》（以下简称《建设指南》）。
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应该怎么建？还有哪些实际问题需要高校在实践探索中去解决？带着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多所高校的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请他们结合一线经验谈各自的认识。
培养能够“一锤定音”的实战型人才
院校教育与社会需求无法完全同频，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几乎是所有学科、专业都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学生在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后，通过短时间的强化实践，往往能够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但新冠肺炎疫情却暴露出在过去数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部分院校忽视了国家实际需求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导向，没有保持成规模的传染病研究师资队伍，进而影响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何纳分析。
事实上，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公共卫生教育领域就已关注到了相关人才数量和实战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开展了诸如公共卫生专业硕士（MPH）培养等一系列的探索。此次出台的《建设指南》，更是在“建设内容”的开篇，即强调“加大多层次多类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力度”，夯实公共卫生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在硕士教育阶段加快培养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实战型公共卫生人才，在博士阶段加快培养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疫情处置中“一锤定音”的领军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建设指南》特别强调了研究生阶段专业学位的培养，不仅提出“将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计划作为公共卫生研究生教育的主体培养计划”，而且明确“创立发展多学科背景的公共卫生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让学界多年来呼吁推进的公共卫生博士专业学位（DrPH）不再局限于个别试点，能够更广泛地落地。
“公共卫生领域的硕士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型（MSc），以科学研究培养为主；一类是专业型，以应用培养为主。之所以把后者作为主体，也是回应《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中，推动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稳健增长的导向。”何纳说，科学研究的规律决定了只有长时间在某个领域潜心钻研，才能真正成为具有高水平和创新精神的领军科研人才，才能真正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因此在科学研究方向上逐步探索本研一体化或硕博贯通，并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以MPH和DrPH为主体、织密一线防控网，这是符合人才发展规律和社会需求的必然选择。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王彤观察到，尽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指委对MPH和MSc的培养目标有着不同的要求，但在具体实践中，部分学校无法很好地对二者进行区分，依然把发表论文作为MPH的毕业要求。王彤建议，应针对MPH实践性强的特点改革考核标准，可以参考临床类专业的考核流程，设置公共卫生基本专业技能现场考核环节，考查学生是否掌握了传染病消杀、基本临床技能等技术要点，同时设置案例考核环节，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各种技能应对案例中的实战问题。
作为全国首批开展MPH培养与DrPH试点的单位，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院长詹思延介绍，北大的MPH与MSc学制一样，均为3年，但MSc不需要去实践单位，学生跟着导师做课题，MPH则必须在疾控系统、政府部门等有一年的实践经历。DrPH则要求报考人必须具有两年的工作经历，特别强调要培养其成为所在应用领域的开创性人才，能够解决领域内应用层面的重大问题。
提升师资水平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当前，借社会高度关注公共卫生领域的东风，一些高校开始着手新建公共卫生学院。
“疾控系统特别是地方、基层疾控系统人才紧缺，因此从地方培养、地方使用的角度来说，新建公共卫生学院是有必要的。”詹思延补充，如果办学条件不具备，培养的人达不到要求，还是得慎重对待。
对于新建公共卫生学院来说，最急需也最难解决的办学资源是师资。湖南医药学院相关工作人员曾在202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学校自2016年开始筹备建设公共卫生与检验医学院，陆续引进了一定数量的相关专业全职教师，好不容易才凑齐师资队伍。而对于实力较强的老牌学院来说，师资问题则主要表现为复合型高水平师资的缺乏。
“人民健康对医药卫生技术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学校对师资水平的追求也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对师资缺乏问题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的复合型高水平师资相对缺乏。这就需要增加全国公共卫生博士点的数量，有针对性地培养高水平师资。”王彤说。
何纳则从高水平师资遴选的角度，建议调整目前公共卫生人才的评价体制。他分析，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解决的是基础性、共性的问题，专业领域科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较高。而受学科领域特点限制，公共卫生相关科研论文的影响因子往往不能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相比。如果在引进师资过程中，评审专家不了解这一特点，很容易将原本合适的高层次人才筛出去。“复旦大学正在探索改变这种情况，而且一年比一年好。”
与实战型人才培养相配套，《建设指南》还专门强调，要健全合作交流机制，送学校专职教师去业界挂职锻炼，引业界专家进学校兼职，从而“建设具备丰富实战经验、擅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与管理的现场‘双师型’教师队伍”。
虽为2020年新成立的学院，汕头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已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上探索出了路子。学院院长李丽萍介绍，早在1993年，汕头大学就与当时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创办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汕头分院，联合开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渊源延续至今，目前，汕头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正积极与各级疫控系统开展合作，这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保障。
合作交流、师资共建，针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公共卫生教育领域早已形成共识。但理想与现实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比如，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伴生，疾控系统也存在着南强北弱、沿海强内地弱、省市强基层弱的情况，并非所有疾控系统都有能力参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再比如，王彤提及，学院与疾控系统的合作交流，需要看双方实际需求的匹配度，这种互动缺乏常态化机制、不够频繁，势必影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
“若能够在管理体制方面认可高校与疾控机构的有机合作模式，则能对今后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发挥重要作用。”李丽萍说。
拓宽合作渠道推进多学科交叉研究
2020年5月，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黄建平带领团队成员，研发出基于动力—统计方法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预测系统”，在北京新发地、郑州、南京等地的疫情预测中得到了有效检验，为政府制定抗疫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获得钟南山院士肯定。
这只是学科交叉研究助力公共卫生领域发展的案例之一。
在科学研究方面，《建设指南》特别强调要“推进公共卫生多学科交叉研究”，包括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协同，以及与社会学、法学、公共管理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协同。
学科交叉意味着合作，而不同类型公共卫生学院谋求合作的重点亦有不同。
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具有天然优势。但公共卫生学院在学校内部通常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需要通过校内、校外两个渠道积极争取发展。
“上一轮‘双一流’建设，北大有40多个学科入选，这一轮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但几乎不可能少。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只是其中的四十分之一。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使公共卫生学院走到了前台，学校也非常重视公共卫生学科的发展，但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僧多粥少，缺口还是非常大。”詹思延对提升公共卫生学院在综合性大学的地位饱含期待。
为推进学科交叉研究，复旦大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构建了以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为主体，其他医学、非医学学科为两翼的公共卫生学科群，研究成果服务于上海市乃至全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和健康中国建设，因而也获得了上海市给予的资源支持。
除综合性大学外，医学类院校是建设公共卫生学院的又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学校内部学科相对单一，这类公共卫生学院需要把合作目光投向其他兄弟院校。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就与太原理工大学开展合作，针对医工结合，进行科研探索和机制改革，例如在博士点名额分配上增加专项计划等。“科研工作也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比如山西是产煤大省，我们的科研重点之一就是职业病防治。”王彤介绍。
在申请条件方面，《建设指南》为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设置了一定的学科专业、师资水平等门槛。在李丽萍看来，即便暂时无法满足申请条件，所有公共卫生学院都应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达到高水平。她的话道出了公共卫生学院中一部分新建学院以及中西部学院的心声。
对于新建学院、中西部学院来说，与拥有资源优势的学院或机构合作，有助于驶上发展的快车道。《建设指南》中也特别要求，“申请高校要‘一拖一’支持帮扶一所中西部高校的公共卫生学院建设”。
“‘一拖一’前面的‘一’，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再有针对性地帮扶一所中西部高校公共卫生学院，目的就是带动更多力量参与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形成更大的辐射面。”何纳说。
开放视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国际公共卫生学院已走过百年的办学与建设之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国际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均将加强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全球公众健康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
《建设指南》在“开创公共卫生国际合作新局面”部分，特别提出要“深度参与全球健康事务。加强与卫生健康领域国际组织机构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健康相关领域国际标准、规范、指南等的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健康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全新提法，引发了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们的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的3年，也是国际社会格局深刻变化的3年。中国在疫情防治中积极履行大国责任，但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部分国家的质疑甚至抹黑，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传播自己的理念和声音。
“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这方面一定会起到引领作用，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一定要推进这方面工作。”何纳介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卫生机构以及40多所国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学院每年拿出专项经费支持建设复旦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举办“一带一路”国家公共卫生教育论坛，开展全球健康专项研究，并与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联合发起并轮流主办中美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论坛，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全球健康大学联盟。
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充分利用已有的海外教学实践基地、亚洲校园项目、中国—东盟科技合作中心等国际化育人项目，以及“国际高端人才公共卫生硕士项目”开发的在线国际化教育教学管理平台和课程体系，努力建成我国公共卫生国际化人才培养交流平台，号召和引导国内外有留学生培养资质的公共卫生学院或学科共享国际人才培养资源，联合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以提升我国公共卫生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产出和国际影响力。
作为学校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实践项目的先行试点，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初步面向预防医学专业的优秀学生开展国际化课程培训。“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现状以及面临的外部环境，特别需要在公共卫生领域强调全球视野。我们要积极地发出中国声音，这是一个格局问题。”王彤说，“另外从教育的角度讲，让学生去参与一些国际事务，在实践中受教育，会对他们的世界观和未来职业选择产生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