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年的实践探索，“双减”政策在培训市场降温、学生学业负担减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家庭所依赖的“在校交给学校，出校交给培训机构”的模式被打破，面对“双减”后多出来的时间有些束手无策；学校短期内缺乏足够人力和资源回应“双减”提出的新要求；同时，社会资源也缺乏进入路径和动力机制，社会力量参与不够。究其原因，在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尚未形成可以满足“双减”要求的协同育人机制。
今年开始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建立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双减”政策的有效实施，正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承担育人责任，形成教育合力，优化教育生态。
“双减”政策实施质量的提升需要以更新家庭教育观念和提升育人能力为着力点。家长需要主动学习，进一步更新家庭教育观念。既不能认为孩子教育是学校的事情，与家庭无关，也不能认为树大自然直，对孩子放任自流，或者认为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上各种辅导班，步步紧逼。“双减”政策意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全社会亟须通过共识、共谋、共为，积极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
学校是立德树人的前沿阵地，一端连接着家庭，一端连接着社区乃至广阔的社会，应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影响家庭和社会，承担起协同育人主心骨的角色。
首先，学校应该提供支持，进一步帮助家庭提升育人能力。不少家庭科学育儿的认知和能力准备明显不足，学校和社会应为家长提高育人水平提供支持。如上海市金山区海棠小学探索的家校社“教育合伙人”制度，开发和设置了家长学校课程、家校互动课程、家长服务课程三大类课程，帮助家长解决家庭教育中的难点问题，提升了家长的育人能力和水平。从“海棠经验”中可以发现，学校和社会可以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如课程、师资、专业的家庭教育队伍、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等为家庭提升育人能力提供支持。
其次，学校要积极推动多主体交流互动的协同育人实践。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良性运转建立在各主体相互交流、充分表达的基础之上。转变学校在家校沟通中“任务输出者”的角色，构建学校与家长“我与你”的关系，让学校变成家长家庭教育困难的“求助站”以及良好育人经验的“中转站”和“转化站”；学校要加强对家长需求、家长困惑和家长焦虑的调查研究，建立“双减”背景下家长关注问题及其应对策略的校本家校沟通指南；全面提升教师的沟通协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等，从而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同频共振。此外，学校应积极听取吸纳社区教育工作者、社区干部以及社区关键人物的意见建议。只有多主体的声音充分表达、相互影响，才能确保协同育人实践的长效运转以及不断更新。
再其次，学校要更加重视加强课堂教学的育人主阵地作用。“双减”政策实施后，协同育人的重要任务是树立正确的育人意识，因此学校需坚守并加强课堂教学的育人主阵地作用。构建学生在校时间延长背景下的学校课程体系以及新教学时空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样态，通过校本作业准入与评价制度，提升教师命题研究、作业设计以及学生研究能力，建立适应“双减”的校本教研制度。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强化学生自主选择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建立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个性学生发展的分层分类体系，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缓解家庭与社会的教育焦虑。
此外，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要善于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将社区优质教育资源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并挖掘激活各类校外场馆和资源的育人功能。
其一，实施“引进来”战略。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优质教育资源以及社会人员入校的规范和标准，通过建立“白名单”制度等举措，采取政府采购、家庭付费、学校支持相结合等方式允许社会资源进入学校，解决学校课后服务师资不足以及优质课程供给不够等问题。学校根据办学定位、培养目标等，对校外资源与人员进行遴选，同时可借助“家长委员会”等机制，构建入校资源以及人员的评价体系，通过评价和淘汰机制保证引入优质资源，合力解决学生发展过程中的心理支持、安全教育支持、兴趣发展支持、社会实践支持等教育需求。
其二，实施“走出去”战略。政府可建立“双减”校社实践基地协同体系，协同青少年宫、博物馆、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化活动中心以及研学基地等共同组成社会教育基地，并充分挖掘各类场馆与资源的育人功能。学校可结合各类场馆与资源的教育特征，通过合作或者自主组织等多种方式，系统设计相关活动课程，并吸纳家长参与其中，最终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提升“双减”政策的实施质量，家庭、学校、社会应自觉强化育人的共识度、参与度、协同度，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既各司其职发挥所在场域的教育优势，又相互支持整合育人资源，共同担起育人重任。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