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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课程对刚进入学校的孩子来说，是十分重要、甚至是铭记终身的。然而，与课程相关的教材和教学又在怎样传播性别观念呢？
有研究者以访谈方式问及学生：“在学过的(语文)课本里有哪些女性形象？”答：“有阿姨、奶奶、小女孩，还有一个小护士”。问：“奶奶是干什么的？”答：“(邓颖超)奶奶是给周总理补睡衣的，补得很仔细，补了好些个补丁。”孩子的答案来自小学三年级的
语文课文《周总理的睡衣》，但内容却让人不胜感慨，当年叱咤风云的革命先驱、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领袖人物邓颖超，竟就这样被解读为一个戴着老花镜、默默为丈夫缝补睡衣的“贤内助”，而课文主题也并非是表彰缝补，而在讴歌周总理的两袖清风。研究还发现，在小学语文基础训练中出现的获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呈现在孩子面前的也免不了仅仅是一位耐心、细致、慈祥的母亲形象，而她作为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那些优秀品质和巨大学术成就，则被湮没在“伟大母性”之中。
当然，问题不在学生，而在教材和教学。
女性主义教学论(FeministPedagogy)认为，实现学校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教育从来就不是不偏不倚、中立地进行知识传授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控制和社会价值导向，学校则是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场所之一，它必将忠诚地复制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社会仍处于父权制文化背景下，学校教育也就肯定要将这一背景的特征反映出来，即通过教育来传播父权制的文化、维护“男尊女卑”的性别统治。所以在小学课本的选编中，难免会充斥“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些传统偏见，即使选编者完全是无意识的、或者是从非常善良的愿望出发的。在父权制文化体制中，人们习惯以“贤妻良母”作为评判“好女人”的社会标准。若女性不符合这一标准，即使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再伟大，也算不上是“好女人”。相反，评判成功男性就只须看其事业成就的高低，而他是否“贤夫良父”，根本就是多余的了。男女社会评价的双重性标准，其根源就在于父权制将男性定位于社会、将女性定位于家庭。这一观念一直绵延至今——例如对面对某一事业成功的女性，采访的记者或节目主持人马上就会追问再三：“你是否感到对家庭没尽到责任？是否对丈夫和孩子有所愧疚？”
中外女性主义教学论对各学习层次的课本进行了系统检视，发现从幼儿园到小、中学教育中，歧视贬低女性、散布性别“刻板印象”的情况大量存在，具体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教材中出现的人物在数量上男性大大多于女性。如目前国内使用率最高的“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年-1998年，共12册)小学语文教材，其中选入的描写或包含人物、拟人的课文共为149篇，涉及人物236人次，其中女性共出现55人次，占23.3%，出现的男性为177人次，占约75%，在数量上明显倾向于男性。而且，课文中出现的女性在真正意义上作为主人公的也较少，仅为19.2%，男性作为课文主人公的则占81.%。这些简单的统计数字说明，在目前中国的小学课文选编中对男性的关注与表现还占着绝对优势。
其次，在教材中女性“出场”的场景大都局限于家庭。课文中的女性可归为两种：一是含辛茹苦、勤俭持家的母亲或妻子，另一种是充满温馨、亲情、疼爱孩子的母亲或妻子，说到底其实只有一种女性：母亲或妻子。相反，在小学教材中出现的男性人物大都是事业型、知识型、管理型的，活动场景则是社会的、职业的。男性人物哪怕不是革命家、科学家，只是一名朴实的渔夫或农民，也是有抱负、有主见、有独立个性的社会主体。而女性的情况却不同，即使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家、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在课本里也须以母亲或妻子的形象出现，这实际上就在小学生单纯的心灵中播下父权制观念的种子，并引导他们接受由父权制界定的“好女人”的观念——对于女性最重要的并不是她们获得了多大的事业成就，而是在家庭中是否扮演了称职的母亲或妻子，若缺少后一方面，就不是“好女人”了。
再次，教材中出现的母亲或妻子形象往往具有更多的负面性，总是比父亲、丈夫低级。如在第6册《我家还缺啥》这一课文中，母亲目光短浅，只希望攒下钱买台洗衣机减轻洗衣的劳累，而父亲虽也是农民却注重学习，想到要在科技方面投资。在第10册《落花生》这一课文中，父母之间的高低对比更是鲜明：父亲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微言大义，是孩子们权威的人生导师；而母亲文化低、不谙大事，虽心甘情愿照顾子女、体贴丈夫，但总免不了婆婆妈妈那一套。在夫妻关系上，也大都表现为夫唱妇随，凡事由男性家长一锤定音，等等。通观小学语文教材中对女性的定位与表现，确实就如法国女性主义者波伏娃所指出的，女性是次于男性、低于男性的“第二性”。毫无疑问，这些都被烙上了父权制深深的印记，而严重的问题是学习这些课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被不平等性别观念灌输，父权制观念在不知不觉中渗入了幼小的心灵，对他们的成长将产生怎样的误导是可想而知的了。
现代教育是通向人类平等和促进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为真正发挥好这一手段的作用，女性主义教学论对教育的审慎与批判是非常必要、及时的，体现了重大的思想、文化价值。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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