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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上海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问
早春，一个雨雪霏霏的下午，我和文研所其他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老作家巴金的寓所。七十八岁高龄的巴金到客厅门口迎接我们。他身穿棉衣，虽然年迈，但思路十分敏捷，记忆仍然清晰，亲切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问：您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何时?最早采用的文学体载有哪些?在《文学旬刊》上署名“佩竿的诗和小说(一九二二年)是不是您最早的创作?
答：我最早写的长篇小说，是一九二七年写的《灭亡》，当时住在法国蒂埃里堡，有苦闷无处发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就进行了小说创作，一九二八年写成，登在《小说月报》上。一九二三年我在成都还写过一个短篇，叫《可爱的人》，寄给上海郑振铎，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上。一九二四年，我还写过一个反战题材的短篇，投给《小说月报》，给退了回来。当时的编辑也是郑振铎，没有采用。在这之前，我还写过一些诗歌，发表在《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上。
问：刚才您说过，您的第一个短篇是一九二三年写的，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是一九三年前后开始的，是不是这样?
答：不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说是《灭亡》。我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写了《灭亡》，一九二九年写了《洛伯尔先生》几个短篇，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一九三一年写得最多，写了《家》等好多作品。
问：请谈谈您在创作前的理论准备和艺术积累上，对哪些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著作感兴趣?您喜欢文学史上哪些方法、流派?
答：这个问题回答不出，因为我不是准备好去做作家才去读各种书，才去写作。我是在生活中有了切实的感受才要抒发，要表现，有兴趣就多写一点，没有兴趣就少写点。
在创作长篇小说之前，我倒是翻译过一些东西，譬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还有高德曼的《论现代戏剧》，发表在开明书店编的《一般》和《新女性》杂志上。
问；迄今为止，您对自己的作品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是哪些?
答：三本比较满意的书是《家》、《春》和《秋》，还有《憩园》和《寒夜》。在我写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因为我对里面的生活不熟悉就写得不好，如《火》我就不满意，又譬如《萌芽》也是这样。相反，非常熟悉的题材就写得比较好些。
问：您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作家，您觉得您的个性气质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哪些突出影响?您怎样看待作家个性气质和自我完善的问题?
答：我的作品整个儿就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我有苦闷不能发散，有热情无法倾吐，就借文字来表达。我一直要求自己说真话，要求自己对读者负责，至今我还觉得自己过去有时做得不好。
我喜欢俄国作家赫尔岑，他的文字带感情，很感动人，我喜欢这种带感情的文字。
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文学和人的一致，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
问：您是采用外国题材最多的一个现代作家，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答：我在外国生活过，对外国的生活熟悉，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怀念那段生活，当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因为国民党限制很严，文字检查，我就用外国题材来借古喻今，借外喻中，那时的一些短篇都是反映欧洲生活的，象《洛伯尔先生》、《房东太太》都是这样。
问：在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中您塑造了一些理想化的人物，如李静淑等，他们有没有模特儿?他们所组织的宣传、罢工、暗杀、辨论等，在生活中有没有真实事例?
答：这个问题在小说总序中已经谈过。作品中的人物，生活中都有影子，对《家》里写的生活我比较熟悉，原型较多，就比较真实，不熟悉的编造的成份就多一些。
问：您的前期创作活动持续了二十余年，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后暂时停止了?
答：我在一九四六年底写完《寒夜》后，当时忙于搞编辑，搞翻译，事情很杂、很多，而写作的时间就少了。
解放后我想换支笔，写点新的生活，这要花时间去深入，去了解，去熟悉，但是，社会活动多，深不下去，写作也就有限了。
问：请您谈谈自己选材、构思、描写的习惯与体会。
答：这个比较难说，最初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要走文学道路，家里希望我学工，然后扬名显亲，可是我走了另一条路。我说过《家》里面高老太爷和觉新两个人完全真实的，觉新就写了我的大哥。我对那些生活非常熟悉，写的时候比较顺手，很快就把那些人物都写出来了。我写的时候不是苦思苦想编造出来，我有生活，有感情要发泄，就自然地通过文字表现出来。
问：您的小说创作几十年来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注意，您认为哪些关于您思想与作品的评论研究文章是较深入的?
答：很难说，我看得不全。陈丹晨的那本书送来后我也没有时间仔细看，只把书中一些和历史事实明显出入的地方指出来，但也可能有些未看出。作家和评论家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家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评论家以作家作品为题材。研究的对象不同，评论家研究的是作家和作品，作家研究的是生活，都有自己的观点，独立思考。写书总是写作者自己的观点，我不好说别人这样写那样写。研究我的专著，听说南京有人写，四川也有人写了。
问：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您同哪些作家的交往对您的文学创作活动有较大影响?
答：我平时也不大出来参加什么会议和活动，就关在家里一个人写。都由我的一个朋友和文化界接触，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我写了什么就交给他带去，编辑部有许多要求通过他转。我喜欢鲁迅的作品，愿意追随鲁迅的道路。初期，郭沫若对我有影响，不过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我喜欢他的《女神》、《三叶集》，后来茅盾的作品陆续发表后，我也开始喜欢他的作品。
在现代作家中，曹禺、沈从文、靳以和我是比较熟悉的。
问：您在一九七九年和法国《世界报》记者谈话中，谈到您读了托尔斯泰给罗曼·罗兰的长信，很爱感动。您能具体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答：是的，当时罗曼·罗兰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他看到托尔斯泰在文章中否定了整个欧洲的文学艺术，甚至连莎士比亚、贝多芬也否定了，感到十分痛心，于是就写信请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多页的信复他，说艺术的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促进人类团结，为了使人变得好一些、善一些，是为了对人类进步有利，是为了教育人。美和善是统一的。我当时看了十分感动，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托尔斯泰的话是很有意义的。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不是玩弄什么花样，靠什么外加的技巧来吸引人，要说真话。艺术应该对社会改革，人类进步有所帮助，要使人们变得善一些、好一些，使社会向光明前进，我就是为这个目的才写作的。
但是托尔斯泰走到了极端，他连莎士比亚、贝多芬也否定了。我却认为文学这个东西的社会意义是不能否定的，它是对人类进步起作用的。
问：您说过：“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就是让人物自己生活，作家也在作品中生活。”您能具体谈谈这个问题吗?
答：我认为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作家要写他所熟悉的生活，让人物按照自己的路子自己的个性发展。我记得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说过：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着他们。我不象茅盾那样写过详细地提纲，当然各个作家的习惯不一样，我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感情一下子写下来，着眼于人物的命运，人物自己活动起来。我把文学作为武器攻击我的敌人，攻击旧制度。我在《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专门讲了这个问题。现在有人把技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我不这样看。我写小说就是要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意思，要打动读者的心，不让人家知道怎么行?让人家看不懂，就达不到文学艺术的目的了。
问：您最近还在写作吗?
答：是的，我还在写，不过身体不太好，写字困难，写得比较慢。
（原载1982年4月1日《文学报》第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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