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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人格，文有文品。时下批评家论及近世作家，似乎有过分关注其为文而忽略其为人的倾向。实际上，心胸狭窄精神颓丧者难为旷达之文，胸怀大志气吞星河者始有豪放之辞，人格的高低与文品的优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在中外文学史上也不乏作家的人品与文品相互分裂的现象，但对于像巴金这种主张“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的作家（《谈文学创作》），却是以其崇高的道德人格和高品位的艺术追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在几代读者心中产生巨大影响的。
从本质上看，巴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始终生存于崇尚理想、追求光明、坚信未来必胜于现在的精神空间里。早在“五四”前后，少年巴金就寻找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并在心灵的祭坛上立下了为理想奋斗终身的誓言。后来随着时光的消逝，巴金所追求，巴金赖以奋斗不息的心灵支柱逐渐从原来具体的信仰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心灵的灯”，转化为抽象的理想、光明与正义。甚至到了晚年，他也还满怀信心地说：“任何时候在我的面前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会永远给我指路”（《“寻找理想”》）。
正由于始终有着这“心灵的灯”，有执着的理想追求，巴金对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前景又一直是乐观的，他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巴金总是坚信，“春天是不会灭亡的”，“生活里是充满着春天的。秋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秋天里的春天〉译者序》）。他“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巴金选集〉后记》）。
与这种理想的光环和必胜的信念相映照，巴金的人格精神中还时刻闪现着一种以奋斗为生命，以痛苦为力量，以献身为幸福的英雄主义气概。在确立信仰时，他就立下了“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的座右铭（《家庭的环境》），后来他大多把那些意志坚强、奋斗不息的战士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他歌颂那些为主义而死、为理想献身，为奋斗牺牲的革命党人、民粹派英雄和志愿军战士；他推崇克鲁泡特金、罗曼·罗兰那种以痛苦为力量，在痛苦中净化心灵、寻得欢乐的人生态度。直至耄耋之年，巴金还表示“不敢躺倒，不敢沉默”，仍然要“奋斗到底”的决心（1991年10月15日《致冰心》）。
然而巴金又决非个人英雄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人类平等、自由、互助的共同理想，而不是一己私利，他的人格精神中始终包含着自觉的群体意识。巴金认为，应该“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群体的命运上，将个人的希望寄托在群体的繁荣中”。“人对他的同胞必须真诚，必须互助；离开了合作与互助人便不能够生存”（《怎样做人及其它》）。他常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与接受；人只有在众人的幸福中才能求得个体的幸福。
总之，理想主义、乐观主义、英雄主义以及群体主义是巴金人格精神中的四块基石，它们代表着巴金最根本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人们从巴金身上所看见的无私奉献、善良正直、真诚热情等诸多美好品格正是这些人格精髓的具体显现。这一切融入文学创作，也就使巴金的作品显示出一种迥异于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品位。
远大的理想、必胜的信念与奋斗的精神，使巴金的创作带上了鲜明的崇高品格，他总是在作品中叙说信仰的力量，呼唤春天，讴歌理想、赞美未来，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也总是太阳、星光、明灯、圣火等充满光与热，能给人带来信心与力量的意象。在巴金笔下，英雄们的思想境界是最高尚的，美好爱情是高洁的；他时时在传递着一种美好的信息，不合理的制度和罪恶的势力终将退出历史的舞台。他的作品能给与读者一种精神的鼓舞、奋斗的力量，伴随读者去摧毁旧的世界，催化新的萌生。许多读者正是读了巴金的作品而选择抗争、选择奋斗，从而开始不息的追求。
有着远大理想和必胜信念的巴金是幸福的。他向旧势力大胆地喊出“我控诉”，执笔宣布一个垂死制度的死刑，不停地对敌人实施攻击，也可以毫不犹疑地说“春天是我们的”。但是，理想与现实总归是有距离的，在通往理想社会的进程中，到处是崎岖的布满荆棘的山路，时时有先驱者倒下的身影。因此，一旦巴金更为深入地观照和描摹现实，有时也会陷入矛盾与痛苦之中。他笔下的英雄为信仰而献身，但这种献身有时却难免成为无谓的牺牲；也很早就宣判过封建专制制度的死刑，但封建专制的阴魂却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他预告说将会有很多很多的春天，但自己又常常觉得并非真正看到春天的花朵。幸运的巴金只能时时感到心灵的悲痛，只能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奋斗，他的作品也由此而显示出一种执着，几分悲壮。
文学并不是巴金最初的人生选择，但文学上偶然的成功并没使他忘记自己的社会使命；巴金最终选择文学也非为着个人功名或一己私利，群体的精神使他更加坚信文学的目的是为着全人类。他从不把文学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而是把创作当成服务人类报效祖国的工作。面对祖国与人民，面对同样关注着人类前途与命运的读者，巴金不必要隐瞒自己的内心，也没理由不献出他的全部真诚与热情。他从不忸怩作态故作高深，也反对炫耀新奇玩弄读者。读他的作品，人们都可感受到一个真诚自我的存在，小说中的“我”与人物交心，散文中的“我”同读者对话。在七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巴金有过幼稚，有过偏激，也有过轻信，这一切在他作品中留下的印记，正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他创作时的坦然与真诚。或许可以说巴金的创作有过许多的成功，也有过某些闪失，但这种闪失并无损于他坦诚的本色，因为他只不过把一个真实的自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到读者面前，奉献给人类的明天。
执着于理想，呼唤着崇高，带着几分的悲壮，一片的真诚，巴金以他的人格精神和艺术良知，以他相得益彰的人品与文品，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留下一种独特而永恒的光彩。（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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