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非常感人的文章，邓稼先作为著名科学家，不顾生命安危，主动去寻找有放射性物质的铀，从而遭到放射性铀239的辐射伤害，回到北京检查身体，尿样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呈粉末状，肝脏也受到损坏，几乎所有的指标都不正常……
原子弹起爆前的信号是倒着数的。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爆！这个起爆时刻，干这一行的人把它称作零时。
每一次核试验的零时之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一无所知的，这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和任何时候一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零时之前，对于参加试验的工作人员来说，却是一个充满期盼的不平凡的日子。他们盼望准时看到自己的劳动化为蘑菇状烟云升腾到湛蓝的天空，巨大的火球不断翻腾，颜色在不断变化，像巨神拿着一颗宝石在转动，五颜六色，光彩耀人。而如果是地下核试验，那就是两声闷雷似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深井之下，另一声是来自背后大山的回声，惊天动地，滚滚而来。但是对于一个签署者来说，零时之前又是一段特别难熬的日子。在核弹制成之后，再次检查完毕各项参数、各个部件，插好雷管，准备用飞机运去空爆或是进入深井作地下核试验之前，要有一个负责人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这一枚核弹的试爆的准备工作已经一切就序，可以点火了。这是对祖国负责的签字，非同一般。在邓稼先生前，这副千钧重担大多数由他来挑—签字署名。
每次核爆零时前对于签署者的煎熬是异乎寻常的。在原理方面一点漏洞都没有了吗？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材料性能怎么样？……这一连串的问题搅着签署者的心。邓稼先在每次核爆签字之后都曾经有一小段时间全身冰凉，这样重的心理压力几乎使他坐立不安。每逢核试验前，他来到场地，表面上给人们的印象总是一个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大将风度，这是为了稳住大家。但实际上，应该说从此他就天天过着心神不宁的日子。他在帐篷里时而复核着突然想到的某一个尚无完全把握的数字，时而又愣神坐在那里，连他自己也弄不清究竟在想些什么？
零时之前对签署者的压力，一般人难以想象。对于责任心极强的邓稼先来说，这种说不出来因而也就无从下手去补救的担心，更是终日伴随着他。邓稼先曾开玩笑似的说过，签字以后，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然而他的脑子还能正常地工作。有一次睡到半夜，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于是从自己的铺位上一跃而起，叫醒了几个帐篷里的人，连夜商量对策，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
准备核试验的前期，有时候他们要在马兰呆上几天。马兰是为了进行核试验才盖起来的小镇子，因这里的沙漠地上有一种马兰花而得名。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就载有这种花的名字。马兰花呈雪青色，花心上嵌着一支白色的条带。在这干枯、单调的戈壁滩上见到马兰，使人能暂时得到一种生机盎然的情趣。同时也会使人产生一种联想，想到大自然似乎也有一种爱美的天性，有机会就要打扮一下。邓稼先每次在马兰小镇散步的时候，看到这种朴素的小花，就觉得自己被各种牵挂里紧了的心能稍微放松一下。这种调剂对参试者的身心是大有好处的。在邓稼先的家中，他的亲人为了纪念他，安放在他大幅彩照旁的，一边是一棵青松，另一边就是一棵马兰。
就是住在试验场地帐篷里的时候，邓稼先也要忙里偷闲。有一回，邓稼先和李医生一块到戈壁滩上去抓呱呱鸡玩。这种灰色的尾巴很长的鸡，样子并不美。但对于整日里提心吊胆和数字打交道的人来说，能去追着呱呱鸡连飞带跑，就是极大的快乐。他们似乎又回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满着活力和兴趣。但他们这种梦境般的欢乐，很快就被后方传来的一个惊人消息给搅掉了。邓稼先的心好像从轻松的高处直线下坠，他浑身的肌肉好像完全僵死了。后方急报说计算结果中有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应该停止这次核试验。这不啻是晴天霹雳，猛然轰击到邓稼先头顶。邓稼先只觉得大事不好。他们很快乘吉普车来到竖井处。李医生发现邓稼先的脚步忙乱，怕他出差错，便飞身转到井口梯边，扶住了邓稼先。他下井检查完应该检查的一切，便回到帐篷里沉思起来。轻易地停止核试验，问题可就大了。但如果试验出了问题，后果更不堪设想。现在是一个需要深厚科学功底的当口。
为了此事，邓稼先在井上井下来来回回地忙了两天两夜。这两天，由于紧张，他几乎隔一小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他用各种办法去推算，从多种角度去核查，拼命想寻找出一种证据，证明能够继续试验。因为要是停止这次试验，起吊装好雷管的核弹本身就是极危险的事，何况还要卸去已拧死的螺丝钉，才能改动装置。但是可靠的证据一时寻找不到。他又躺在了铺上，两眼望着帐篷顶子，似乎想稍稍休息一下。突然，他想到中子不带电荷这个他在初中时早就知道的常识，一个普通常识，在解决重大科研难题时竟变成了一把金钥匙。由此打开了他逻辑推理的通道。他用纸笔又一次作了粗估，判明计算即使有错，误差的幅度不至于大到影响核试验的成功。最后，他得出结论并拍板：核试验可以照常进行。结果是这次试验完全成功。
研制核武器除了连续作战的疲劳和挖空心思地用脑这两样伤人身体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东西，那便是239和铀235的放射性核辐射对人体的伤害，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着新的核试验。他经常出入车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接触放射物质，受其辐射的损伤。干这一行的人只把这种事叫作“吃剂量”。说得好轻松，丝毫不带感情。大概他们是为减轻辐射伤害对人类带来的精神负担才有意这样说的。有一次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的结果，原有防护的措施挡不住新材料良好放射性能的强度，使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射。这样超限度的吃剂量，后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所有的工作都照样进行下去。邓稼先自己对此并不太在意。
但是，令人在意的事终于到来，事情发生在70年代末期。由于军工事业深受“文革”十年动乱的破坏，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核试验时，一次偶然的事故出现了。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数之后，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哪里去了？知道出事故的人为此都非常揪心，因为这种事情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去寻找出事现场。他们来回奔跑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但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们都记得日本广岛、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留下的惨景。
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基地司令员陈彬同志阻挡他，出语是非常感人的。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此时为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已不可能听这位司令员的劝告了。放射性，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两万四千年。如果侵入人体，就极易被骨髓所吸收。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二百年，亦即进入体内后二百年还剩一半。这就是说，它将终生伤害着“吃剂量”的人的身体，永无解除之日。仅仅一克重的就可以毒死一百万只鸽子，由此不难想象它对人体的伤害。这一切，邓稼先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样。他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决定立即上车。他心里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事我不去谁去？”他一向是这样做的。
他平时对于别人的安全非常关心，而偏偏把自己的健康和生死置之度外。这种拧脾气，似乎是从事核武器研究之后添的“毛病”。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同行，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在汽车上，他们没有什么话，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邓稼先的脑子里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顾得想想对于人体的伤害。他这时还不知道，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飞机上直摔下来的着地点，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他一定得找到核弹，探明原因。车子在大戈壁上到处迅跑。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他们九院的宝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感。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与他同行。最后他急了，忘掉了对领导同志应有的尊重，他大声对赵副部长喊：“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是一句只说出一半的话。如果把这句话完整地说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白白地做出牺牲”。而邓稼先认为自己是有必要的，有必要干什么呢？
这位五十多岁的核科学家、中国核武器理论设计总负责人勇敢地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了。邓稼先已将刚才想到的对人体的伤害忘得一干二净。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勇敢，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英雄行为，大概所有真正的英雄都是这样的。他完全和平时一样，只不过有一份急切的焦虑心情。他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在戈壁滩上，锐利的目光四处扫视，边走边找。终于，碎弹被他找到了。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傻子，他竟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这个含有剧毒的危险的放射物。他立即放心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的精神骤然松弛，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远方的吉普车走去，他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就在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是有事了。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至今，在邓稼先家中的相册里仍有一张只见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类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他工作起来节奏很快，匆匆忙忙。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觉察到自己此后的寿命的期限了吧。尽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险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239的辐射伤害，这将是自己身体健康的巨大转折。此次对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
他可以避免这一次致命的伤害吗？他应该躲过这一次致命的伤害吗？和他共过事的熟人，了解他的朋友在他已经逝世的许多年后，仍然对这个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一定会去的，这是他世界观发展的逻辑结果。在他冲进去的时候，受到责任感化作的强烈情感所驱使，他想不到别的事情，他顾不得。他脑子里只想赶快知道事故的结果，个人安危他来不及考虑。这，就是邓稼先。
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作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数量虽在正常范围，但白血球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但他只对妻子说了尿不正常，许鹿希火了，跺着脚埋怨他。按道理邓稼先应该到疗养院去。受的放射性剂量这样大，疗养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对身体无疑有很大好处。可是他没有去，他离不开工作，直到他离开人世之前，他没有疗养过一天。有一天晚上，许鹿希耐心地坐在身旁劝说他。邓稼先斜倚在床上，他宽大的上身靠在厚厚的被褥垛上边，两手交叉枕在脑后。
他的眼睛，时而看着妻子，在听劝说，时而愣神望着墙板，在想别的。
是什么想法把他的眼神拉过来，又是什么想法把他的眼神推过去的呢？
许鹿希能猜得到，因为她毕竟太了解他了。邓稼先的心在事业上，他为自己健康忧虑的落脚点也在事业上，身体是搞好事业的本钱。自从他投身祖国的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研制工作以来，我国的核武器便以很快的步伐前进。从绝对速度讲，我们的进度甚至超过了核大国。
这一点令全世界惊奇：从制成原子弹到制成氢弹并试验成功，美国的间隔是七年零四个月（1945年7月—1952年11月）；苏联四年（1949年8月—1953年8月；英国四年零七个月（1952年10月—1957年5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1960年2月—1968年8月）；而我们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1964年10月—1967年6月）。并且研制氢弹最后一年的工作，是在十年动乱的艰难环境中完成的。
邓稼先最终没有听从妻子的劝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自从那次吃了特大“剂量”，他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1980年以后，他衰老得很快，头发白了，工作疲劳也不易消除。打从小时候起，他是非常喜欢出去玩的。但这时却已是力不从心。有一次大家爬山，半路上他突然感到举步艰难，身上沁着虚汗。
最后，这次郊游就半途而废了。也有时开着会突然心跳很快，他把手伸给高潮副院长，让老高帮他搭搭脉，这时他的心跳每分钟已经超过120次。有时他甚至非常怕冷。他觉出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或者退下来，争取过几年安生日子，延长一点寿命，并补偿一些对妻子和孩子所欠下的爱抚？自己也该喘息一下了。他的确感到肩上的工作担子使他过分吃力，科研攻关时要绞尽脑汁和耗尽精力；协调各部门各方面相互矛盾的要求，常常让人顾此失彼；因被别人误解和其他的伤害，令人有时感到心情沉重。他偶然间想起卢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一块瓦片从房顶上落下，是有可能伤着我们的，但不及坏人蓄意掷过来的石头伤及人的心。”总之，过去这些他不甚介意的东西对他心灵的刺激比以前是稍微加重了一点。他在各方面都显出了疲劳的痕迹，身体的和心灵的。
一次，他利用散会后的一点空儿，和妻子到颐和园去。北京颐和园是他俩玩过多次的地方。园里的山山水水，从佛香阁到十七孔桥，还有湖的西岸边未经修整的野路，他们都是很熟悉的。每次游公园、逛商场、看庙会，他总是兴致勃勃，这一次也是他出的主意。那天他们原打算看菊花展览，待到他们赶去时，展览已经关门，这是晚霞斜挂西山的时候了。园内的喧嚣声随着游人慢慢离去而渐渐消失。他和许鹿希漫步走在后山的小路上。此时夕阳西照，路旁低处的土地上有星星点点的小花。两人的步子不约而同地慢下来。还没有走到最高处，邓稼先便觉得有些累了。他们在铺满秋叶的路面旁边选了一块比较干净的大石头，稼先马上坐下来，许鹿希剥了一个桔子递给他。斜阳的余辉下，万寿山此时格外安静。邓稼先吃着桔子，似乎是漫不经意地浏览着湖光山色。忽然，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多恬淡、多悠闲，要能老是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他对安静优美的大自然、对夫妻间悠闲自在的生活，流露出内心深处的一丝眷恋之情。
1984年底，邓稼先指挥了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组织指挥的一次核试验。当时的乌鲁木齐已是银装素里。邓稼先在严寒中又一次来到罗布泊这度过一生中那短暂难熬但又异常兴奋的时日的地方。在1986年前国家进行的32次核试验中，他亲自在现场主持过15次。这一次又一次的试验都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有人称邓稼先是福将。福将，习惯上的理解无非是老天爷保佑。15次那样复杂的核武器试验全都靠天行吗？当然不行。这只能是邓稼先本人的水平和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结果。老天爷可帮不了这么多忙。由于常常在罗布泊基地工作，他对这一块楼兰古国旧址，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里特有的荒漠旷景是和他事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连在一起的。这年年底，他已经满60周岁了。邓稼先壮年不壮，因为就在几年前，他所受到的严重辐射损伤，一天天耗掉了他体内的生机。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带着自己魁梧而又极为虚弱的身体来到基地，但国家对这一次的试验有重大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