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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布尔是位法国科学家，他和他的《昆虫记》都诞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是，在他谢世80多年之后。他那洋洋十卷本的科学巨著，仍然被当今的出版界列为畅销书，并且被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罗大冈先生认定为：“在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有它的地位，也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它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更高些。”
法布尔穷其一生研究昆虫，而且真的是“穷”。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想喝口酒，只有自制的酸苹果汁，想施舍乞丐两法郎，囊中却只有两个苏，要想买一本必须的书籍，就得节衣缩食。但是，浓厚的兴趣和倔强的性格并没有向贫穷低头，正像那些在变幻莫测冷酷无情的大自然中顽强生存的昆虫一样，他也在几十年的坚忍不拔中进行着自己的研究。
也许法布尔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当文学家，他所关注的只是活着的昆虫。他对一些科学家说：“你们是剖开虫子的肚子，我却是活着研究它们；你们把虫子当作令人恐惧或怜悯的东西，而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你们是在一种扭拽切剁的车间里操作，我则是在蓝天之下，听着蝉鸣音乐从事观察；你们是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之中，我是在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探究本能；你们倾心关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
一语道破天机。战胜艰难的体验，对于生命的热爱，都使法布尔具备了一个文学家的特质。也就难怪在他的科学描述中充满了人文的关怀和激情。当他与那些生动活泼的昆虫日夕相处时，它们就成了他的家人和朋友；当他和那些趣味无穷的昆虫心心相通时，他也就成了它们当中的一分子。所以，当他在研究和描述他的昆虫们时，他的笔下就会充满了生动的情趣，就像文学家在描写着人类的世界，却又完全是些文学家们闻所未闻的大自然中的奇闻逸事。当他在科学的研究中发现了文学作品的谬误时，也才能够无可辩驳地劝戒他们不要凭想当然，不要错误地褒贬了这一种或那一种昆虫。
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一般文学家无法企及的，因为它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法布尔的《昆虫记》又是一般科学家无法企及的，因为它有着让文学家也拍案叫绝的形象和生动。
别名叫做圣甲虫、食粪虫的金龟子，很难引起文学家的关注，但是，由于科学的研究，法布尔却能够把它们的体态行为描写得惟妙惟肖，天趣横生。
比如：“一堆牛粪的周围，竟出现了如此争先恐后、迫不及待的场面！从世界各地涌向加利福尼亚的探险者们，开发起金矿来也未曾表现出这般的狂热。太阳还没有当头酷晒的时候，食粪虫已经数以百计地赶到这里。它们大大小小，横七竖八，种类齐全，体型各异，多种多样，密密麻麻地趴在同一块蛋糕上，每只虫子抱定其中一个点，紧锣密鼓地切凿起来。露天工作的，搜刮表层财富；钻进内部打通道的，寻找理想矿脉；开发底层结构的，则顺势把食品直接埋进身体下面的地里；那些小字辈们，暂时站在一旁，只等强有力的合作者大动干戈时有小渣块滑落下来，它们便前去加工成碎屑。”这场景的描写，使我们联想到人类的采金矿、挖大渠等热火朝天的场面。
比如：一只金龟子把制作好的粪球滚回自己的家中时，半道上总会遇到倾心尽力的合作者。它们是一公一母吗？法布尔想起了那首歌：“为把几件家具添哪，我说咱俩怎么办？咱俩一道推酒桶吧，我在后来你在前。”但是，当他解剖了那一对合作者的尸体之后，却推翻了自己美好的一相情愿，因为它们多半是同性。经过长期的观察之后，法布尔才确凿地告诉我们：“那位殷勤的同事，打着富于欺骗性的幌子招摇过市，明里帮人一把，暗中心怀鬼胎，一旦时机成熟，立刻侵吞不殆。把小粪块滚成球，这不仅要吃苦，还得有耐心。如果能把现成的粪球夺到手，或者退一步，能强行当一位座上宾，那该是多便宜的事呀。粪球主人稍一放松警惕，人家就会裹携着财产，溜之大吉；主人如果寸步不离地监视着，人家就会以没少出力为理由，索性与你就地共进美餐。如此伎俩，不管怎样都能获利，掠夺已被干成了利润极高的一个行当。”在这里，法布尔笔下的金龟子就和人类一样，不但有了心理学的韬略，还有了经济学的收获。这时的我们，就会联想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等文学经典著作中的人物性格。
文学作品见长于对场景和故事的描写和对典型形象的刻画，在这些方面，法布尔的《昆虫记》毫不逊色。不仅如此，作为科学家的法布尔还在他的文章中，毫不留情地解剖并纠正了曾经广为流传的文学经典中的谬误。
那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作者——拉·封丹，那是一个全世界都津津乐道的寓言——蝉和蚂蚁：夏天来了，蝉在大树上放声歌唱，蚂蚁却在勤劳地工作。冬天来了，蝉一无所有，跑到蚂蚁的家里去讨吃的。蚂蚁却说：“那会儿你唱呀唱，现在你就跳呀跳吧。”
由于这个故事的影响，在无数代人类的心中，蚂蚁就代表了勤劳，蝉就代表了懒惰。果真如此？法布尔用他的科学研究告诉了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事实：
夏天，蝉儿在歌唱之余，就用尖细的嘴插在树皮上，打出一眼汁液饱满的井，滋润自己的歌喉。而就在这时，却是成群结队的蚂蚁闻风赶来，分享甜汁，甚至还要使用种种伎俩把蝉赶走。
冬天，蝉儿在竭尽了自己的歌喉之后，早已长眠地下，它们的后代也都在地下沉睡，等待着来年像它们的前辈一样快乐地放歌，根本就不会到蚂蚁的家里去乞讨。
文学家的凭空想象令科学家的法布尔难以容忍，不但振振有辞地要为蝉恢复名誉，还在他的《昆虫记》里，洋洋洒洒地翻译了一篇歌颂蝉鞭挞蚂蚁的长篇诗歌。
一不留神，我们又好像进入了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中，只不过这种鉴赏是以拉·封丹的失误为前提的。
近年来，将艺术与科学联姻并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越来越多，风头也越来越健。那么，早在80年前就将文学和科学联姻的法布尔就该是这些人的鼻祖了。也许当时的法布尔并不自知，但是，越是不自知的成果才越是天然成型，没有人为的雕琢。
法布尔是真实的，他研究昆虫，无官无职无薪无奉，不需要去惧怕谁或者迎合谁。法布尔是真诚的，他一贫如洗，把自己的每一点收入，每一点时间，每一点精力，都投在了昆虫的观察和研究上，不图名不图利，但求不违我心，不负此生。
当法布尔为买一本书花去了一个月的工资时，他说：“我那每年七百法郎的高收入，总不能同时解决一切需求，不能既要肉体食粮，又要精神食粮。为一种食粮多支付一笔，就得从另一种食粮的款项中扣除一笔；不论何人，只要你是把科学本身当作日常生活需要，那么你就注定得服从这种平衡法则。”
86岁的法布尔在自序中又说：“非常遗憾，如今我被迫中断了这些研究。要知道从事这些研究，是我一生得到的唯一仅有的安慰。阅尽大千世界，自知虫类是其最多姿多彩者中之一群。即使能让我最后再获得些许气力，甚至有可能再获得几次长寿人生，我也做不到彻底认清虫类的意趣。”
人们常说文学需要激情，科学需要冷静。但法布尔却用自己的一生和他的《昆虫记》告诉我们，文学和科学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都需要激情和冷静，而在这二者之上的是需要真实和真诚。舍此，不论是文学还是科学都不会成功；甚至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文学或者科学。
但是，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在文学界和科学界，像法布尔那样追求真实和真诚的人是否在减少？急功近利华而不实甚至剽窃抄袭的人是否在增加？如此下去，像《昆虫记》一样的传世之作还会出现吗？
当我们阅读着《昆虫记》里的大千世界时，也不要忘记去体味法布尔求真求实的精神。（方敏）（《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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