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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许多年，教学中学课本里的《海燕》，那时，我所知道的高尔基是一位在十月革命到来之前敏感到革命的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勇敢的“海燕”，是热情呼唤革命的暴风雨快些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今天，苏联解体十多年了，历史的尘埃终于落定。我们从陆续披露的材料里看到了革命的暴风雨真地到来后“不合时宜”的高尔基，看到了这位高唱“海燕之歌”，为苏联无产阶级革命高声呼唤来了更猛烈些的暴风雨之后却痛苦不堪的高尔基。
高尔基在他早期以流浪汉为主人公的小说《童年》、《在人间》、长篇小说《母亲》、剧本《在底层》等作品中，真实地传达了当时他所了解的社会底层民众潜在地酝酿着的情绪：对旧制度的不满、对新生活的渴望、对革命性巨变的向往；因而传达了时代的精神，揭示了历史的大趋势。这使高尔基成为了一只呼唤革命暴风雨的“海燕”，成为列宁称赞的“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高尔基希望用疾风暴雨般的革命方式来改造现实。他认为：文学即人学。在高尔基看来，人是“最优秀、最有意义、最宝贵、最神圣的（《文学书简》）。”人应当是什么样的？这是他针砭和鞭挞俄国社会小市民习气的基点。他认为，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俄罗斯社会中的那些“多余人”，那些令人讨厌的小市民习气，俄罗斯“野兽”般的“动物式的个人主义”的农民（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想法》）都应该经受革命风雨的洗礼。洗礼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用自己作品塑造的理想的“新人”、“大写的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借笔下人物之口说：“人，这是一个多么高贵的字眼！”“在世间做一个人，这是何等崇高的使命。”在高尔基看来，人，要高贵，人，要崇高。人，是“为了美好的东西才诞生的”。高尔基断言：“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后来，高尔基把这种人文主义的理想原则，应用于现实生活领域，以之作为指导其政治行为的原则。这样就使他在十月革命后与时代与现实发生了抵牾，他也就产生了无尽的痛苦！
时代的列车滚滚向前，它把那些落在了时代后面的人无情地抛弃，任由他们哀哀垂泪。高尔基一边哭泣，一边还在苦苦追寻。
历史上任何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都是变革现实的契机，但在起初也都难免鱼目混珠、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辨贤愚，出现大混乱，但最终会经过大乱而达到大治。任何一场革命无不如此。可是高尔基在革命的暴风雨到来之后的洪波席卷中，在革命最初的混乱浮于历史的表层时，充当了人道主义的保护神。革命前他是召唤革命暴力的“海燕”，革命后他倒成了迷惑、怀疑革命暴力的“企鹅”。
尼古拉二世——沙俄末代皇帝，在列宁和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看来是非杀不可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罪魁，是国内外反动势力有可能重新集结其下的“黑旗”，但高尔基却认为他“罪不该死”！高尔基得知有两位皇家大公被捕，他马上去找列宁，说服列宁释放这两人。列宁鉴于自己和高尔基的特殊关系，写了书面指示给高尔基去找彼得堡当局放人。可是当高尔基回到彼得堡车站，却看到报纸已经登载了两人被处决的消息。原来莫斯科的契卡得知列宁赦免大公的消息后背着列宁电话通知了彼得堡，彼得堡的契卡便在高尔基到来之前处决了那两人。为此，高尔基连惊带气大病了一场。
十月革命前，高尔基和列宁是亲密的朋友。高尔基曾把自己稿费、版税的大部分捐赠给了经济拮据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高尔基还曾携第二任妻子去美国为布尔什维克募捐。美国支付给他的高额稿酬、版税和演讲费的大部分，都通过波格丹诺夫转交给了列宁。困难中的列宁收到那些钱后紧接着就对波格丹诺夫说：“再从高尔基那儿弄点钱。”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对高尔基自然另眼相看。在革命虽然初步胜利但政权还不稳固还十分困难的日子里，高尔基被安排住在彼得格勒克龙威尔克大街23号一所宽敞的寓所里，享受特殊供应，生活无忧无虑。但其他的大批知识分子，却不同程度的陷入生活的困境甚至人生的绝境，高尔基也为此加深了痛苦。
高尔基和列宁有特殊关系，又是文坛领袖，在革命的震天杀声中，为无数他认识不认识的知识分子奔走，在知识分子阵营里他得到了普遍的赞扬，有人称他是革命洪流里的诺亚方舟，是口衔橄榄枝主张和平的鸽子，是所有陷于不幸和无助中的人的救星和保护神。但是，在老布尔什维克看来，一个呼唤革命暴力的“海燕”，却又反对用暴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高尔基怎么了？那只呼唤革命的暴风雨早些到来的“海燕”，当革命的暴风雨真的到来时，却在自己创办、领导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很多反对暴力和“红色恐怖”的“不合时宜的想法”，这令他的那些左派朋友们都大吃了一惊！
布尔什维克为了巩固政权正与各反对派的武装力量作殊死的搏斗，根本无暇他顾。当然，布尔什维克在当时也曾一度错误的把一些知识分子和沙皇贵族等同起来打入另册，于是，高尔基周围有不少知识分子自然就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甚至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高尔基作为当时享有巨大声望的文坛领袖，除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他们到处奔走谋求工作以外，还巧立名目，设立各种各样的创作协会，成立文学出版社，目的是为作家、批评家、编辑们找个吃饭的地方。高尔基还领导了一个“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切实的工作，把许多知识分子从饥饿、屠杀和恐怖中解救出来，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非凡的劳动！阿赫玛托娃说：“没有高尔基，我们全都会死于饥饿。”这些工作不能说没有意义，在用革命暴力推翻统治阶级后新秩序还未建立的初期的混乱中，确实有不少冤屈的灵魂让高尔基拯救了下来。
有一次，高尔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作家们弄到了一批粮食，却被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半途截走。高尔基找他当面交涉，季诺维也夫却拒不交还，说已经发给了工人阶级，随你怎么办都奉陪！高尔基怒不可遏，在《新生活报》上著文猛烈抨击季诺维也夫是“摇唇鼓舌的职业蛊惑家，……把以劳动为生的知识分子推入在自己人当中的异己的悲惨境地！”季诺维也夫被指名道姓的抨击后也火冒三丈，向列宁作了报告。
这张报纸还曾指责布尔什维克逮捕临时政府成员，呼吁工人不要支持布尔什维克，说工人正成为布尔什维克“政治实验”的牺牲品。高尔基甚至说“列宁对待工人就像工匠对待原材料一样”，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被权力“毒化”了。
《新生活报》还披露了高尔基给《真理报》经费和高尔基给列宁活动经费的事；发表了《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把新政权与沙皇政权相提并论。谴责“无谓的暴力和流血”，《新生活报》在苏维埃为摇篮里的政权的生存而拼死搏斗的时刻，讲出这样的事情，发表这样的言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想而知，自然被封闭了。但高尔基心中却不能容忍，痛苦不堪！
列宁在封闭《新生活报》的指示里说：毫无疑问，当全国都在为苏维埃政权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候，“任何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都是极端有害的。”但列宁坚信，高尔基还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事业，他只是暂时的迷路，将来迟早会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来的。
1921年诗人古米廖夫以“组织叛乱”罪被捕，高尔基组织营救。他对有关当局说古米廖夫“对俄国文学意义重大”。但营救行动自然以失败告终。
高尔基的朋友，另一位诗人勃洛克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精神抑郁，病倒了。医生会诊结果，必须出国治疗，但出国必须得到克里姆林宫批准。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联手为勃洛克办理出国治病手续，高尔基写信，卢负责转交列宁。可是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高尔基便带着勃洛克的病历诊断证明去见列宁。列宁说，他个人无权批准，须政治局讨论，并叫高尔基把诊断书交“全俄肃反委员会”。又过好久，还是没有消息，高、卢一再催促，政治局终于有了结果：批准出国。可当高、卢去政治局拿批文时，却发现弄错了，批准的是另一位诗人。高、卢不肯罢休，在政治局大发雷霆！卢甚至说：“你们非得批准勃洛克不可！”高尔基又接二连三给列宁写信，最后，勃洛克终于得到了批准。可是迟了，在得到批准的第二天勃洛克咽气了！当然，也许是那样的历史时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国内外敌人的绞杀之中，政治局日理万机，延缓错过了勃洛克出国治疗的时机。这件事难怪高尔基悲痛交加，意气难平的！
高尔基频繁地奔走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为一些不知是不是无辜的被捕者求情，为饥寒交迫的知识分子申请食品券，这些都还可以理解。但他竟然为公爵加夫尔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夫妇弄到了出国护照（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在高尔基的眼里是学者和演员，当时另外三个公爵已被处决），逃亡去了芬兰。
高尔基和新政权在1921年春天的一次合作也弄得很不愉快。伏尔加河流域灾荒告急，千里不毛，饿殍遍野。高尔基再次利用知识分子领袖的身份呼吁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社会名流，比如像托尔斯泰的女儿，参加以加米涅夫为主席的“全俄赈灾委员会”，向国内外争取援助。深藏于地下的有的还关在牢房里的贤达名流们，纷纷响应高尔基的号召，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四处演讲，请求西方富国向灾区提供粮食、药品和衣物。高尔基本人也在欧美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援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甫洛夫、莫索尔斯基和格林卡的国家。”国内报纸上也登满了他们的文章，社会舆论很快就被动员起来。国内富人的、国外富国的捐助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向灾区。形势好转后，有些从牢房里出来的名流还得回到牢房中。高尔基找到加米涅夫，说：“您把我变成奸细，我还从未被人这样愚弄过”。两人原来关系很好，但自此反目。
高尔基为了救人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几乎都吵翻了。高尔基的努力，为后来的苏联也确实保存下了不少有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此，他在当时遭到了肃反激进分子还有极左人物的忌恨，甚至列宁对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释放布尔什维克投入监狱中的人也厌烦了。
高尔基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在回忆录中写道：“高尔基在这期间经常充当无辜被捕者的保护人。……他心肠太好，不仅保释出在押的人，还给不少人钱，帮助他们逃脱猖獗的暴力或协助他们逃往国外。”
要不是列宁坚持“高尔基是自己人”，要不是列宁不许手下人迫害高尔基，高尔基早就被投入监狱了。但列宁在高尔基一次次替人求情时也曾对高尔基说：“您不觉得您在干一些荒唐的毫无意义的事情吗？”列宁建议高尔基出国疗养，高尔基只得去国离乡踏上异国的土地“疗养”去了……
1924年1月，列宁逝世。身在捷克的高尔基得到消息，次日写下了《弗·伊·列宁》。文中说：“我和共产党人意见分歧的地方，是在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俄国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工人知识分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在今后长时期内也还是拖拉俄国历史这辆载重大车的唯一驮马。”他说以前“我是这样想的，也就这样错了。”他透露，列宁曾对他说：你“在文学上好像是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者，而在对人的态度上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列宁问高尔基：“您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历史的牺牲品吗？我们了解历史，我们对那些牺牲品说：推翻祭坛，拆毁庙宇，打倒神灵！可是您想说服我，说什么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党必须首先把知识分子安排得舒舒服服的。”列宁后来还淡淡地说：“也许我错了。”
高尔基为了追求他的人道主义理想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不知道他的理想在当时只是一个乌托邦。和“高尔基”这个名字的俄语意思一样，高尔基的追求也是一个痛苦的悲剧。这让我们想起了高尔基的断言：“你追求什么，你就是什么。”
高尔基选择了“人”，也就意味着他选择了悲剧。但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高尔基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他的人道主义的伟大理想，也正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缓缓走来！
20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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