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同志历来就重视对我国古代兵法的研究和运用，素以“有古名将风”（朱德同志语）和“论兵新孙吴”（陈毅同志语）著称。全国解放后，他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曾把《孙子》列为学院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学员必修的课目之一，并亲自讲授。一九五二年，军事学院为确定军语“战役布势”一词的含义，刘伯承同志在小型的座谈会上，一连两个下午给我们讲了《孙子》中关于谋略、兵势、正兵和奇兵、虚和实、灵活性和主动性、用间等六个问题。听后，受到启发教育很深。
一
刘伯承同志指出，《孙子》开宗谈计，所谓“计”，主要是讲战略决策上的策划和作战中的谋略思想。《孙子》提出“五事七计”，实际上就是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五种基本因素和估计敌我优劣条件的七个方面的问题。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刘伯承同志说，在战略指导上还要注意“五忌”，即：国力不足（包括财力、人力、军力）不可以兴兵；时机不利（包括国际形势，周围国家的动态）不可以兴兵；国内不安定，不可以兴兵；人民不拥护，不可以兴兵；战略上处于两面或多面作战态势，不可以兴兵。但是，被侵略者反抗侵略者则不受这“五忌”的束缚。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刘伯承同志列举了一些重要事例。他说，日本东条英机发动太平洋战争就很蠢，他插进中国的一条腿还拔不出来，又去东南亚踏上一脚，形成两面作战。斯大林就很聪明，他在对德作战时，就同日本妥协。当德国败局已定时，他即对日宣战，指挥苏军东进，围歼了日本关东军。公元前三一三年我国战国时期，秦欲伐齐，而忌齐楚联盟。于是，秦派张仪使楚，以割地六百里为饵，诱惑楚王，并以明珠宝玉贿赂南后，破坏了齐楚联盟，最后将齐楚各个击破。我国三千多年前的伊尹，在协助商汤灭夏桀时，第一年出主意，叫汤不给桀进贡品，以激怒夏桀。当夏桀调九夷之兵伐汤时，汤赶忙赔礼道歉，补进贡品。到第二年，汤又不给进贡了。这时，夏桀只能调来三夷之兵。于是伊尹献策说：桀已经没有力量，可以对桀作战了。汤联合诸侯军，设伏于山西安邑的鸣条，诱桀出战，结果桀被汤打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鸣条之战。刘伯承同志说，这些都是谋略在战争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做为一个将领怎样具体谋划和指导一场战争或一个具体的战役战斗呢？刘伯承同志说，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将帅要善于以各种手段隐匿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为歼灭敌人创造条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计策或谋略。
二
“其势险，其节短”，是为将者必求之术。这是刘伯承同志对《孙子·势篇》的概括。他说，势者，用兵之势，又称态势，不是指形式格式。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讲的不是一个人有万夫不当之勇，而是讲这个人占有险要的关口，一人居关而守，万人攻而不取，这个势，是地势之利。《孙子》上的“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虚实篇》），是指体力地势之利。为了说明用兵打仗必须造成的有利布势，刘伯承同志引用了孙武“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的话。他说，那时孙武不可能懂得物理学，当然更不知道加速运动，但他在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圆石从很高很陡的山上滚落下来的力量，是很难抵挡的。四川有种水鸟，绿色的羽毛，象八哥。这种鸟，嘴很尖，它在高空中发现水中的鱼，就将双翅夹拢依靠全身重量，自天而降，有时竟能捉到比自己大几倍的鱼儿。《势篇》讲的“其势险，其节短”，就象这种鸟，冲下来很猛（势险），时间又很短促（节短）。这样一来，力量再大的鱼儿也难以抗拒。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在作战斗部署、战役布势中都力求这种险峻之势。这样，敌人想要挡住我之进攻，就犹如“抓沙子搪水，徒劳无功”。刘伯承同志强调说：险峻的态势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我们军语上所讲的实力。他用我们都熟知的武松打虎的故事，说明险峻的态势与物质基础的关系。他说，武松打虎是在胆量和武功，加上喝了十碗老酒、吃了几斤牛肉的综合条件下所构成的力量，造成了有利于武松的态势。老虎缺食而筋疲，武松则是足食饱腹且以死命相对，所以，武松最终能置猛虎于死地。如果武松是个没有武功的，又是在饥疲之后，恐怕事情就要倒过来了。
刘伯承同志在讲解中，还启发我们探讨战争中如何发挥“势”的作用，并且肯定了五点。即：一靠指挥员的谋略，谋略优势应为兵势之首，多谋善断而得“势”，少谋寡断而失“势”。二靠部队的数量、素质，即实力的优势（哪怕是局部的优势也好）。三靠有利的地形（地势）。四靠掌握有利战机，审时度势。五靠勇猛迅速，顽强作战。他说，孙武的“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也就是这个道理。
三
关于正兵、奇兵问题，刘伯承同志说，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统一的，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原则。所谓“正”，就是按照通常的方法部署兵力，进行作战；所谓“奇”，就是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运用计谋，灵活地使用兵力，诸如我军所擅长的伏击、袭击、偷袭、奔袭等。一句话，“奇正”之运用，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灵活变化的。
刘伯承同志指出，在中国，兵家大凡论兵，没有不祖述《孙子》的，那些较有作为的将帅，都是懂得兵法的，并能熟练运用奇兵和正兵。他列举战国时期孙膑的围魏救赵之战和减灶示弱、诱敌深入的马陵之战，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等战例，画龙点睛地描述了正兵和奇兵在战争中巧妙运用和互相补充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他也告诫我们，不注意情况的变化，不研究新的战争特点，把兵法原则死搬硬套，是免不了要失败的。
刘伯承同志还和我们一起研究出了出奇制胜的四个条件：第一，要善于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时间、地点和方向上用兵。第二，用兵之奇，关键是用在敌人的致命点上，即对敌战略、战役有决定作用的要点上。第三，出奇制胜的决策行动要快，要有胆略，要周密计划，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奇正相生，讲的是军事辩证法，一定要避免绝对化，战术上永远也没有一种万能的制胜之道。
四
刘伯承同志把《孙子》的用兵如“率然”，“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九地篇》），“避实而击虚”，“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等表述，作为虚和实的中心思想，并就此作了形象而深刻的讲解。他指出：知兵势，解奇正，讲的是一般制胜条件，而要正确地选择作战目标、作战方向和指导军队的作战行动，还必须切实把握住虚和实这个环子。他说：用兵之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变化无穷，为将者的计谋盖出于此。他饶有兴趣地举了“空城计”的例子。他说，三国时的“空城计”是虚构的，但虚构得合理。我们也用过“空城计”。那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傅作义集中他的第九十四军、暂编第十七师、新编骑兵第四师、骑兵第十二旅等优势兵力，并集结了数千辆汽车，企图快速奔袭石家庄。当时，石家庄我军只有一个中央警备团和一个教导团，另有冀中军区三个地方团在定县以北担任阻击。显然，用这点兵力守住石家庄是不可能的。这时，聂荣臻同志就当起了新“诸葛”，导演了一出新的“空城计”。聂荣臻同志一面部署地方部队和中央警备团在沙河、滹沱河一带构筑防御阵地，一面令在张家口以西应县地区的我之主力第三纵队，日夜兼程南下，驰援石家庄。同时又搞了个“先声夺人”，以军区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广播谈话，揭露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宣称“我军已准备就绪，只要你们敢来，就休想再回得去”。广播以后，敌人立即派飞机低空侦察，发现我军在沙河、滹沱河构筑了三道正面很宽的防御工事，遂陷入狐疑不安。几天以后，敌机又发现易县、大龙华地区以西的我军主力南下，而我第六纵队在盂县一带又全歼了阎锡山派来配合傅军南进之第四十九师。这一来，敌人更慌了，担心被我两面夹攻。于是，傅作义急忙下令，停止进攻石家庄。我军以虚的手段争取了时间，最后以实的行动，粉碎了敌人偷袭石家庄的狂妄企图。
刘伯承同志告诉我们，虚实运用要得当。诸葛亮的“空城计”是逼出来的，他搞的是虚而虚之，未免过于冒险而带有偶然性。我们要学习聂荣臻同志的虚中有实，才能稳操胜券，立于不败之地。他指出：现代作战，掌握好虚和实这对环子，有五条要记住：一是要熟知敌方指挥官用兵的特点，多疑者使之更加狐疑，寡断者使之更加犹豫。二是虚得合理，虚中有实，切忌虚而虚之的冒险主义。三是弱军对强军，大抵先示之以弱，后发制人，看出敌人破绽之后，再筹奇兵而击之。四是实中有虚，行动要特别注意伪装，巧妙而合理，使敌人难以预料，难以识破。一般先给敌人以甜头，诱敌深入，方好关门打狗。五是虚和实是辩证的统一，是变化的。因此，指挥官要聪明、多谋、善断、灵活、主动，才能正确掌握，巧妙运用。
五
要用兵灵活，掌握战场主动权。刘伯承同志特别强调巧、猛、疾三字。所谓巧，就是巧妙而精奇；所谓猛，就是要有猛虎扑羊般的气势；所谓疾，就是调动军队，指挥作战要快、要敏锐。他说，用兵灵活要体现在巧妙地采用虚实行动。诸如，声东击西，佯动于此，实动于彼，奇正变化，因敌制胜。要能“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胜之”（《势篇》）；“攻其所必救”（《虚实篇》），出其所不意。
刘伯承同志强调指出，战略指挥员要使全局都活起来，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要善于用将。如果用将不当，这个将不能适应战场情况的急骤变化，贯彻不了总的意图，战局就难以“活“起来。三国时，诸葛亮用马谡为将，令其守街亭，就是不当的一例。因为马谡是个仅懂得一般战术原则，而不知灵活运用的书呆子。
从刘伯承同志的讲解中，我们领悟到灵活性和主动性，一要善于抓住影响战局的带关键性的问题，着重体会和理解巧、猛、疾三个字，要巧用智谋，要有压倒一切的气势，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结束战斗；二要有一个目的，几个方案；三要选将得力，用人适当。这样，不利可以争取为有利，被动也可以争取为主动。
六
刘伯承同志认为，《孙子》兵法最可贵之处，就是能从战争实际出发，在了解敌情基础上制定战略战术。他说，孙武主张对敌方地域的广狭，人口的众寡，粮物的库存，军队的状况，以及我方要攻取的城邑，要攻击的目标，都要查个明白，以作为三军行动的依据。他注重用“间”，推崇“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的故事，认为“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刘伯承同志说，楚汉战争中，项羽之所以败走乌江，自刎身死，除迷信武力，匹夫之勇，残杀降卒，分封诸侯，不用人才，缺乏政治远见和谋略思想等原因外，其“多疑信谗”也是一个致命所在。
在“用间”问题上，刘伯承同志强调，既要巧于用间，还要警惕上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情报机关制造了一整套假情报，诬陷苏联统帅部高级将领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秘密勾结，企图用军事力量推翻斯大林的领导，并用种种手段使苏联间谍上钩。苏联间谍以十万卢布的巨款将情报买回。苏联统帅部信以为真，杀了图哈切夫斯基，并且牵连到不少将领，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初期作战造成了严重困难。我党历史上的肃反扩大化，有的就是听信敌人的造谣和诬陷，自己杀自己，干了敌人想干而干不成的蠢事。刘伯承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些教训，永远记住，传之后世，不要再犯！”
最后，刘伯承同志强调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全军干部一定要注意谋略训练。用兵打仗，施谋定策，研创新的技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军事指挥员必须随机应变，灵活用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打破思想上守旧的成见，才能使军事学术有所前进。要重视“智囊团”的培养，重视现代化司令部的建设。司令部是施谋定策的机关，要把参谋当成“智囊”，不能当成抄写的文书或跑腿的通信员。这样，才能使指挥员博采众长，集思广益。
刘伯承同志讲《孙子》时，古为今用，浅显易懂，形象生动。以上只是我的片断回忆，难免挂一漏万，但愿和大家一起学习他的治学精神，重视对古兵法的学习和研究，以提高我们的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
《刘伯承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