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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么说，茅盾作为现代文化的先驱和著名小学家，他和他的作品都已经成为新文学传统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然而，当我们面对茅盾留下的文化遗产时，除了崇敬之外，难免还有几分困惑。因为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面对一连串难解的矛盾。真正走近大师之所以困难，除了时代的原因，还有我们太习惯于仰视的心态。这种心态致使我们常常为维护他们的光彩而自愿替他们掩饰矛盾。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团矛盾，伟大的心灵必然有大矛盾。使大师成为大师的，除了光彩，还应该包括他们的内心深刻而不可排解的矛盾。这些矛盾必定沉淀在他们的作品中，使其发出与众不同的光彩。
矛盾正是茅盾的勉力所在，也是他的艺术世界和审美心理结构中无法剥离的部分。然而真正读透、读懂却并非易事。带着自己重读茅盾小说过程中的一点感悟和思考，本文试图换个角度走近茅盾，即从其小说文本及创作过程中展示的与其审美心理特性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矛盾点出发，重新审视其文本的独特魅力及对现代文学的贡献。
男性特征与女性化倾向
在传统观念里，论述一位男性作家的男性特征似乎是多余的，而说他具有女性化倾向又带有某些贬义。其实，男性特征与女性化倾向是性别差异与审美心理结构互相作用的结果。由此形成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是两种不同特色的美，它们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够兼备这两种美的作家是了不起的。《红楼梦》就是一部兼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伟大作品。就总体风格而言，茅盾的小说有鲜明的男性特性，同时又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这两种特征如此对立又如此和谐，正好印证了一句名言：好的脑袋都是两性的，伟大的头脑都是半阴半阳的。
茅盾小说从整体风格上看，其主导特征是理性的，广阔的，这可以看作男性特征。他的小说的女性化倾向则主要表现为细腻的感觉和文笔，以及细致的心理描写，尤其是对女性心理的细致体察。其男性特征是外在的，显性的；而女性化倾向则是内在的，隐性的。男性特征与女性化倾向这两种因素奇异地混合，便产生了令人惊奇的艺术效果。人们说他的小说具有宏大而细腻的艺术风格，就是隐隐约约地感悟到了这种内在矛盾性所构成的魅力。
茅盾小说的视野的确比同时代作家更加广阔。他在30年代的小说常被人们称为社会全景小说。涉猎的生活面是相当广的：从大城市到小城镇，到农村；从豪华的公馆酒店到小店铺；从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到农民；从资本家到知识女性。你可能不喜欢他的小说，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笔力和魄力。掩卷之后，他描写的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场景便活动在你的脑海里。他的小说善于大气磅礴地再现时代氛围。读他的小说，会得到从其他作家的作品里很难得到的冲击力和时代感。把握时代描写时代需要大气魄大手笔，更需要理性的思考。茅盾被公认为是个理性的作家。他在审视时代和生活时似乎总是惯用理性的研究的眼光分析社会，试图把握住社会的本质和时代的走向，并用手中的笔表现出来。
茅盾小说在对世界的目的性、整体性和理性的把握上，基本倾向是男性的，但在语感和辞藻上，在总体叙述语气中却分明弥散着女性化的心理和感触。让人不可思议但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一个理性的人同时也是个纤弱的敏感的细腻的人。读他的小说会时时被细腻缠绵稍显艳丽的辞藻浸染，忘记了大时代和时代的风口浪尖。在他创造的小说世界里，一些浓艳浪漫的故事偏偏发生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死亡和艳遇共存，浪漫与残酷同在。这种貌似不和谐的画面构成的时代画卷那么醒目、那么真实又那么发人深省。是他特意为读者的阅读掺一点“花粉”？还是为了商业促销的目的？在茅盾为读者解释自己作品的大量文章里，我们找不到答案，但作品本身却能够将作者潜意识里的东西暴露出来。
我们在肯定茅盾小说的大气磅薄的男性特征的时候，不该忽略和贬低其小说中的女性化倾向，这是性格气质的自然流露，也是作家敏锐的艺术感觉的外化。茅盾小说的女性化倾向淡化和柔化了过分理性所造成的僵硬和呆板。能够把男性特征与女性倾向完美结合起来，更使作品兼备阳刚与阴柔两种美。对于这两种美，不应该扬此抑彼，这两种倾向构成的矛盾或许是一种互补的独特的美感。
社会矛盾与两性冲突
茅盾被称为社会剖析派的代表作家，是从严家炎先生开始的。他认为“《子夜》的出现还带来了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崛起。”[1](P175)社会部析派的独特性在于：“它们力图对社会生活作出总体的再现，全貌式的再现。”[1](P184)“自觉地从经济入手来剖析社会，发现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从而深刻地揭示出某些规律，以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和艺术使命。”[1](P187)“其根本意图和侧重点在于向读者剖示中国社会的性质。”[1](P188)为了剖析社会的性质，它们必然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观察分析社会。正如叶圣陶在40年代说的：“茅盾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2](P184)
要再现社会的全貌，分析社会的性质，必然要重视社会的全貌特别是重大的现实矛盾，敢于写他人所不敢写的重大现实题材是茅盾的长处和勇气所在。可以说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反映社会矛盾的产物。茅盾小说过去受到普遍的赞誉也在于此。但是当我们作为一个读者阅读茅盾的小说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的相当多的笔墨是用在描写两性冲突上。坦率地说，读其小说有时会感到：他写社会矛盾时文字枯燥板滞，但写两性冲突时特别生动鲜活。
这的确是事实，是个令人困惑的事实。社会矛盾和两性冲突究竟哪一个是中心或主体？过去为了从政治上抬高茅盾，重视前者，忽略后者。其实，两性冲突才是小说的主角和作家关注的中心。一位严肃的力图反映社会本质的作家为什么对两性冲突这么感兴趣？这是否有损一位伟大作家？恰恰相反的是：作家正是从这里超越了社会性题材容易产生的平面化和概念化的局限，开始了对人性的开掘。
社会矛盾和两性冲突在茅盾小说中是对比也是互补，是反差也是和谐。没有人像他那样关注社会矛盾特别是重大矛盾，但他擅长把社会矛盾通过心理冲突来表现，特别是男女两性的心理冲突。社会矛盾是作为两性冲突的舞台和背景，并与人物的性格发展纠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性的人物形象。就他的4部名作看，两性冲突是他的小说更普遍更深层的主题：《蚀》——写社会动荡变革中的两性冲突，尖锐紧张又富于浪漫色彩；《虹》——写时代变迁与个人成长中的两性冲突，其中成长变化着的女性心理特别细致动人；《子夜》——经济生活中的两性冲突，虽然是次基调，但主要经济人物四周环绕的仍是两性冲突的气息和氛围……；《腐蚀》——一个堕落中的女性心理与两性冲突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的展示。茅盾到底更感兴趣的是社会矛盾还是两性问题？我以为是后者，换言之，茅盾小说真正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社会。
从茅盾对现代小说人物画廊的贡献也可以看出他对两性冲突的重视。时代女性形象系列是与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并列的成功的形象群。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前者都要胜过后者。茅盾自从开始文学创作，女性形象就是他关注的中心和主角，他的处女作《蚀》三部曲里活跃着许多生动的女性形象，《虹》和《腐蚀》则完全是女性为主角。在短篇小说里，女性形象的比例也不少，《野蔷薇》里全部5个短篇小说都是以女性为主角……他钟情女性形象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在他笔下女性远比男性更可爱、更优秀，也更有魅力。所以，自然容易让读者和作者一样对她们产生理解、同情，以至于欣赏和赞美。
茅盾关注两性冲突问题仍然带着他特有的理性色彩。与同时代作家相比，他的思考是独到的，也更为深刻。鲁迅的《伤逝》也思考了两性关系，首先提出了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社会解放为前提。与那些仅仅呼唤与包办婚姻决裂的幼稚作品比较，鲁迅是超前和深刻的。但在鲁迅那里，女性的出路并不乐观，他描述的“娜拉”出走以后的道路没有一点光明和希望，看来妇女只有耐心地等待社会的解放。郁达夫思考了两性关系中的情和欲的冲突，深了一层。但他停留于男性的忏悔，缺少对女性心理的深层开掘。茅盾则试图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在对女性心理进行深层开掘的同时，思考女性解放的道路。他首先关注那些已经走上社会的知识女性，她们是女性中最早的觉醒者，是女性中的精英人物。她们不依附于大家庭，也不依附于男性，面对困难重重的人生道路，苦闷彷徨孤独，但决不走回头路。在社会解放的过程中，茅盾小说中的女性没有等待，而是积极投身其中，自己争取自身的解放。这不仅是时代的进步，也说明了作家思想的深刻、超前和视野的开阔。
我认为应该把茅盾对两性冲突主题的贡献特别提出来。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两性冲突的思考基本上是以女性为中心的。他对女性勇气的赞美是由衷的。他特别能够欣赏有独立性和现代感的女性，这在现代作家中是少有的。人们赞美郁达夫敢于暴露男性的弱点，但很少有人看到茅盾对男性丑陋的暴露更彻底。他笔下的男性人物常是软弱无能的或兽性的，这在男性作家中更是罕见的。他对两性冲突的思考和刻画直指人性的本质和隐秘之处。
肉感的二重视角
茅盾关注两性冲突的收获是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尤其是被称作时代女性的系列形象十分引人注目。叶子铭先生早就指出：“他特别善于描写像章秋柳、慧、孙舞阳这类勇敢泼辣、充满憎恨和复仇色彩的女性。”[3](P62)还有《创造》里的娴娴和《诗与散文》里的桂奶奶等。茅盾认为她们是刚毅的女性，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些女性形象的钟爱。他在《从牯岭到东京》里甚至说：“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写的失败。”但这些形象一直被批评为有消极、自暴自弃、个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缺点，很少有人关注她们作为女性的特点。对于茅盾的描写手法也多有微词，最常见的批评是肉感的自然主义描写。长期以来，人们以一个革命作家的模式来套茅盾小说，因此认为对女性的肉感的描写是他的败笔。其实正是这些形象使茅盾小说冲破了理性的硬壳，展示了柔软的质地和丰富的感性色彩。她们超越了时代的限定，至今仍然散发着活生生的艺术魅力。她们美丽的外表丰富的内心和鲜明的个性，对一般男性构成强烈的吸引力。这些女性形象的特殊魅力现在可以称之为性感。今天我们很容易发现她们是一群既有新思想，又十分性感的现代女性。也很容易欣赏和理解她们特异的性格。但如何塑造这些性感的时代女性，却是对作家性别视角的一次检验。
在同时代作家中，茅盾的两性观最为开放。我认为他试图超越性别局限，站在女性立场上看问题，尤其看男性。甚至可以说有点女性中心的意味。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他具有某些女权主义的倾向，但她对女性心理尤其是时代女性心理的把握是细腻和准确的。有时让人惊叹一位男性作家竟如此了解女性心理，特别是知识女性的心理。但男性毕竟是男性，性别立场和视角是与生俱来的。超越自身性别的彻底的女性立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描写这些女性形象时，试图进入女性视角的艺术创造中，但由于男性立场和眼光不自觉地流露，便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和矛盾的视线，也由此造成了这些女性外在形象和内在性格的某种错位：她们的外形通常是非常女性化的，古典的，性感的，魅惑的；但内在性格特点却是男性化的（或中性的），现代的，刚毅的，理智的。《虹》开头的描写便很典型：“斜扭着腰肢，将左肱靠在栏杆上的一位，看去不过二十多岁，穿一件月白色软缎长及仅腰的单衫，下面是玄色的长裙，饱满地孕着风，显得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她是剪了发的，一对乌光的鬓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颊旁，衬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子，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如果从后影看起来，她是温柔的化身；但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而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人。”“几年来她唯一的目的是克制自己的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4](P1-2)
尽管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著名论文《自己的房间》里早就说过：“任何人在写作时想到自己的性别都是不幸的。”[5](P384)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完全客观中性的视角是不存在的。作家的固有的性别视角总会不自觉地有所流露并透露到人物描写之中。阅读茅盾描写女性的篇章，时常感到一种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对于女性的心理描写充满了理性色彩，她们的言语和思想都充斥着新名词，显示着时代的影响，他对时代女性心理的变化，对她们内心欲望、情感与理智之间挣扎的把握相当细腻和准确；但另一方面对女性的肉体总是不自觉地投以男性的眼光，特别注重性感或者说肉感的描写。这二者的确存在着性别视角的错位。这种性别视角的二重性特点，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矛盾交错的结果。他试图进入女性心理，站在女性立场看世界看男性。但潜在的男性视角却在不知不觉中干扰了他的视线。应该看到，茅盾的男性视角是由人的自然天性里的性别差异造成的，不同于大多数男性视角中渗透的封建伦理观念对女性的鄙视。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比较自然的。
理性化构思与情绪化写作
就总体创作轨迹看，茅盾小说被认为具有编年体史诗的特点。陈平原在80年代初就指出：“综观茅盾整个创作历程，有表现从五四到‘五卅’中国社会积聚转换的《虹》，有表现1927年前后知识青年幻灭、动摇、追求的《蚀》，有表现3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子夜》，有表现抗战初期保卫上海战斗的《第一阶段的故事》，有表现抗战中期大后方国民党特务猖獗活动的《腐蚀》，如今又有表现抗战后期雾重庆的《清明前后》。把这一系列作品合起来看，简直是一幅完整的中国革命史的壮丽图卷。有意识地追求一种史诗感，使茅盾的小说大处着眼，气魄宏伟。”[6](P672)这种编年体史诗的宏伟建构，是作家理性化构思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宏篇巨制有不少是未完成之作。比如《虹》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子夜》也比原计划缩小了一半。原来“野心”很大，想“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有“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以及1930年的《新儒林外史》”，但最后“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只剩下“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7](P45-46)
茅盾许多作品成为未完成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按作者的说法有形势的干扰、天气和身体等原因。进一步分析，还应该看到这种现象与作家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有关。茅盾这位以理性著称的作家实际存在情绪化写作的倾向。这些未完成的作品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写作与理性化构思冲突的结果。理性和情绪的矛盾有时是不可排解的，虽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亦是他的创作特点之一。
茅盾涉足文学是从理论开始的。他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也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但同时他也是个偏于内倾性格的细腻敏感的人。生活的积累和情感的积蓄总爆发的结果，是使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远离政治旋涡的时候才成为真正的作家。在茅盾的创作道路上，情绪化写作和理性化构思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他虽然追求宏观地把握时代，有意识构建史诗格局，但他创作起步时却是非常情绪化的。在他的处女作《蚀》这部小说中，给人的感觉是更注重感觉和情绪。正因为情绪的饱满，这部小说才让人觉得逼真，有感染力和震撼力。其中不仅忠实地描写了时代风貌，而且也是作家情绪的真实记录。
对比茅盾20年代和50年代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很有意思的。在1928年写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里，他固执而真诚地袒露了创作初衷：“从《幻灭》至《追求》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多事之秋，作者当然有许多新感触，没有法子不流露出来。我也知道，如果我嘴上说得勇敢些，像一个慷慨激昂之士，大概我的赞美者还要多些罢；但是我素来不善于痛哭流涕剑拔弩张的那一套志士气概，并且想到自己只能躲在房里做文章，已经是可鄙的怯懦，何必再不自惭的偏要嘴硬呢？我就觉得躲在房里写在纸上的勇敢话是可笑的。想以此欺世盗名，博人家说一声‘毕竟还是革命的’，我并不反对别人去这么做，但我自己却是一百二十分的不愿意。所以我只能说老实话：我有点幻灭，我悲观，我消沉，我很老实的表现在三篇小说里。”谈到《追求》，他说：“我承认这极端悲观的基调是我自己的”，“我自己很爱这一篇，并非爱它做得好，乃是爱它表现了我的生活中的一个苦闷的时期。”“……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我波浪似的情绪在笔调中显现出来，从第一页以至最末页”。[8](P334-339)而在1952年写的《茅盾选集》自序里，他激烈地批评了自己的悲观失望情绪。在1957年的《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里，他很理性地剖析了当时社会生活和自己思想里的种种矛盾。在以后谈创作的文章里，他也保持着一贯的理性面孔，再三否定自己早期小说的情绪化倾向，又把自己严密地包了起来。在今天看来，茅盾在当时的氛围里，掩饰自己的情绪化倾向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茅盾的情绪化写作的根源是出自他的艺术气质，这恰恰说明他不光是个理性的人，也是个性情中人，这正是他的作品能够超越时代留下永久的艺术魅力的内在心理依据。
考察茅盾小说的创作过程，会发现他的构思有时不可思议地像论文的提纲，有时从一个科学命题开始，可以说是主题先行，但最后完成的作品却基本避免了概念化。其中的原因，除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外，还应该考虑到作家理性化构思和情绪化写作的矛盾。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否一直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动摇着？在他的观念中是否有着双重价值：现实的（政治的）和艺术的（理想的）？面对社会矛盾与内心冲突时，他在实际生活中不得不服从前者，但在艺术创作中他却不知不觉地倾向于后者。可否说，他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情绪化与理性化挣扎的结果？他之所以未成为一个概念化的作家，根本原因也许在于他并没有让理性完全压倒情绪？
茅盾的矛盾肯定远不止这些。他在给我们留下文学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更多的思索空间。这是一笔更宝贵的遗产。可以断定茅盾是个对矛盾敏感的人，他的笔名本来就叫矛盾。有先见之明的作家在选择这个笔名的时候，是表达，是掩饰的，会不会也有所暗示？茅盾曾很坦白地承认过自己的矛盾，但却常常被后人忽略了。这也许是出于对作家的尊敬，但肯定不利于茅盾研究的深入。因此，我们应该正视和重视茅盾的内在矛盾。因为这些矛盾不光是我们解读他的作品的钥匙，也是构成作家茅盾的特殊魅力的不可剥离的要素。
对于作家来说，矛盾往往正是心理能量和创造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大矛盾才成其为大作家。但如何面对矛盾往往见出人的真性情和本色。茅盾面对人生和社会的矛盾时，他肯定和普通人一样困惑，内心也充满不可排解的矛盾。可贵的是：他不仅清醒坦然地面对矛盾，而且用笔记录了种种矛盾。他记录的不光是历史和时代，也是自己心灵的轨迹。我们仅仅把他看成一个冷静的社会剖析者是远远不够的。他应该是个探索者，探索社会人生，也探索自己内心的矛盾。这需要更多的勇气。说到底，每个作家都是通过作品塑造自己的形象。茅盾的形象其实是痛苦而矛盾的。唯其痛苦，矛盾才显得深刻。这也正是伟大作家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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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N]．新华日报，194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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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6] 陈平原．清明前后——小说化的戏剧[A]．茅盾研究论文选集：下册[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7] 茅盾．子夜后记[A]．茅盾序跋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8]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A]．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第一卷（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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