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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先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尔后遗体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在这期间，遗体历经风险，以至传出多种不同的说法：张作霖派人焚烧了孙中山遗体；棺柩烧坏了一角，遗体变色，不得不进行土葬；孙中山遗体在解放前早已被蒋介石运到了台湾等等。针对种种传说，知情者撰文，披露真情，以破谣传。
孙中山的遗体在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之后，于1925年3月19日移至中央社稷坛大殿安放，以作公祭。在奉移时，没有用杠夫，而是由当时在京的孙中山亲属和国民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于右任、张继、陈树人等，分组轮流举运。
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是建于明永乐19年，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祈祷丰年的场所。今日，作为一代伟人的公祭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搭建。在公园大门、社稷坛石门和拜殿门口都搭建了素雅的三彩牌楼，并适当地配有彩绸彩球。灵堂上扎了灵龛，灵龛的圈门上雕出了抱厦，探出五佛冠式的挑，挑上悬着长短彩绸、绣球，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灵龛内停放着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柩盖上覆以青天白日旗，柩前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大幅遗像。上端悬匾“有志竟成”，两旁挂联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灵龛两旁摆着青松翠柏、鲜花。灵堂内还设有苫席，并按中国传统习惯，男左女右排列，灵位东侧(上首)为：戴恩赛(孙中山的女婿)、宋子文(孙中山的内弟)、孙哲生公子、孔祥熙(孙中山的襟丈)；灵位西侧(下首)为：孔夫人(孙中山夫人的姐姐)、孙哲生夫人。此外，还有在此轮流守灵的政府文武官员。
从公祭开始，仅一周时间，公祭处共收花圈7000余个，挽联5900余幅，横条幅500余件，唁电唁函不计其数，签字留名的吊唁者计746823人，机关团体1254个。其规模之盛大，礼仪之隆重，影响之远，这在民国以来都是绝无仅有的。
中央公园公祭之后，经治丧处黄开文、许世英、李烈钧、戴天仇等互相协商之后，定于4月2日上午11时举殡，暂安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待南京中山陵完工后，再正式奉安。
4月2日，北京城各机关、团体、学校、铺户、住户均挂半旗致哀。上午8时起，北京西长安街至中央公园门口、天安门一带，由治丧处分段分片地插上了白旗，作为各机关、团体、学校送殡人员集合的标志。政府派出的陆、海军护灵仪仗队、北平警察保安队，先后按次序排列整齐，北京大学学生组成的花圈队则在公园南门“公理战胜”牌坊集合，人各手持花圈一个，等候起灵。
殡列行进时，宋庆龄夫人在灵车后边乘坐第一辆双马驾辕的黑车，车顶上扎着黑彩球。其他送殡官员的女眷所乘的四轮马车车顶上，一律扎白彩球。
殡列经西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等街道时，市民们均不约而同地肃立在便道上，主动脱帽，行注目礼。城中礼炮哀鸣，一派肃穆，三架飞机，绕空护送。在行进中，群众高呼口号：“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场面十分悲壮。
灵车抵达海淀时，有培元小学、西郊小学、西郊女学等校师生列队行礼致祭。车经玉泉山、山口扎有素彩牌楼一座，上面嵌以“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字样；不远又有小牌楼一座，标以“哀音”二字。
下午4时25分，灵柩抵达香山碧云寺，山门外有香山慈幼院男、女学生千余人，他们均身穿青制服，手执素花束，列队迎灵。另有清华童子军一大队，每人俱穿土黄军服，胸章、肩章。队色及佩戴齐整，颈上系蓝、白两色的领巾，头戴大沿帽，手执军棍，阵容整肃。当灵车开过时，全体童子军在一声口令下，均以左手举军棍，右手三指合拢(代表智、仁、勇的精神)放在军棍前行礼。顿时，鼓乐大作。此外，中法大学、绅商市民团体纷纷用松柏枝、鲜花、纸花临时搭了大牌楼。
因香山碧云寺坐落在山上，为使孙中山先生灵车能够平稳地运上去，事先顺着山道，台阶用木板搭成长坡，当灵车到碧云寺后，由执绋的人们挽曳而上，很平稳地将灵车运至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前。
碧云寺各院门早已搭起牌楼，挂满挽联。二重门牌楼的挽联是：“空手创共和，生死不渝三民主义；大名垂宇宙，英灵常耀两香山。”塔龛内的长联是：“功高华盛顿，识遇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瘗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4时30分，在庄严的哀乐声中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被安居于金刚宝塔内。
孙中山先生遗体暂居北京西山碧云寺，是等待南京中山陵竣工后再奉移。但不想孙中山遗体在碧云寺暂放期间，竟多次遭到奉系军阀势力的威胁。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胜后，即以武力为后盾，再次插手北京政权。张作霖进入北京后的第二天，即与冯玉祥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执掌北京政权。
当时，北京处于奉系军阀的控制下，国民党的势力远在南方的广东，碧云寺守护孙中山灵榇的只有几名卫士。
张作霖的奉军入京后，胡作非为，常有士兵在西山恣意捣乱。
1926年4月，一群奉军士兵来到碧云寺闲游，看见灵堂中悬挂着孙中山遗像，一个奉军士兵问守灵卫士：“这像上是什么人？”
卫士回答说：“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孙中山先生。”
这个士兵听后，眼睛一瞪，竟张口大骂“什么总统”，随后拔出手枪就想对孙中山的遗像开枪。
守灵卫士见状，赶忙上去好言相劝，奉军中一些明白事理的士兵也力加劝阻，那士兵才收起枪来作罢。
当时负责守护西山灵堂的副官黄惠龙，担心奉军还会来闹事，便命令卫士们把灵堂的铁门关闭，守灵卫士身穿便衣守在碧云寺金刚塔内，在暗中守护灵柩。后来黄惠龙调走，李荣接任守灵处主任，风声更紧。那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吴佩孚、孙传芳等直系军阀被彻底打垮，奉军也被北伐军打得落花流水。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7年9月18日，奉系军阀张宗昌到北京开会，竟然提出：南军总是打胜仗，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停灵的地方风水太好，要求毁掉孙中山遗体以绝后患。祸国殃民的张宗昌，真是可恶至极。张宗昌是近代军阀史上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此人字效坤，乳名“田”，1882年3月4日生于山东省掖县路旺乡祝家村一个贫穷的吹鼓手家庭。曾为土匪，绰号“狗肉将军”。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任光复军团长。1916年被袁世凯收买，派人暗杀陈其美。
1917年8月，直系军阀冯国璋代理北洋政府大总统，张宗昌随冯进京，初任总统府侍从武官长。但张宗昌不惯于总统侍从的拘束，不久改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
1926年7月9日，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正式打响，这直接威胁着北洋各系军阀的命运。北伐军所向披靡，在两湖和赣闽战场上先后打败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主力，奉张亟谋对策，张宗昌在9月奉张作霖召开的“讨赤”军事会议上力排固守北方之议，坚持主张南下，得到奉张的同意。但是，以军阀私利为灵魂的张宗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心态：他属奉系，但非嫡系，不甘心完全受奉张的驱使，时思寻机脱奉自立；他援吴(佩孚)而又想抢占吴的地盘；他援孙(传芳)但又念念不忘不到一年前被孙氏赶出苏皖的“一箭之仇”；他仇视革命，“素以反赤为职志”，却又一度接受杨度所提“背奉附南”的建议。但是他最终还是与北伐军为敌到底。
1927年6月18日，张宗昌与孙传芳等拥戴张作霖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了“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诸玉璞的直鲁联军分别被编为“安国军”第二、第七方面军。6月下旬，张宗昌在鲁南、鲁西连吃败仗。7月反攻蒋军一度得手，重占徐州。8月，孙传芳在津浦线南段反攻蒋军不利，张、诸军则在陇海线上与冯玉祥部国民联军进行了长达4个多月的拉锯战。10月，因张宗昌以重金收买国民联军刘镇华部旅长姜明玉叛变，诱擒冯部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姜之倒戈，使张宗昌赢得了马牧集之役的小胜。但总的来说，张宗昌吃亏还是大的，损失还是惨重的。
张宗昌在南方打败仗，却责怪孙中山的停灵之地，真是岂有此理。他在1927年9月18日来北京开会时，信口雌黄地说：南军打胜仗，是因孙中山先生停灵的地方风水好，为了能打胜仗，就应毁掉孙中山遗体，以绝后患。”
绿林出身的张作霖也是一个极迷信风水的人，他听了张宗昌的建议一拍即合，幸亏杨宇霆从旁劝止，才暂时作罢。杨宇霆，原名玉亭，字徽阁，后改邻葛，有以诸葛亮自况之意，因而在政界有“小诸葛”之称。杨宇霆在奉系军阀集团中，曾任奉天省督军署参谋长、奉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兵工厂督办和江苏省督办等要职。他在张作霖身边，为张出谋划策，赞襄政务，参与机要，位同首辅，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显赫人物。
在张宗昌提议毁掉孙中山遗体时，当时的“少帅”张学良也在北京。他听说了这件事后非常气愤。张学良对孙中山十分尊敬，他当面警告张宗昌不准胡来，还通知警察厅加强防范。张学良还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将孙中山遗体运回南京，并表示他可以护送到天津，处于当时南北战争的情况下，移灵南京很不安全，也不可能。
正是由于孙中山遗体处于险境，特别是在报纸上刊出关于孙中山遗体的谣传消息后，社会上的闲杂人士更是谣传不断：有人说，张作霖派人去烧孙中山遗体，幸亏张学良骑马赶到，才得以制止此事；有人说，棺柩被烧毁了一角，遗体开始变色，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孙中山遗体土葬了。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香山守灵处主任李荣，针对谣传，写了一份报告，详细地记载了事情的经过。这个报告是李荣在事后根据当时的日记写的，因此，真实可信。此报告存于中山陵园档案中。
这份报告中写道：当时，北京的报纸上又纷纷谣传土匪将要烧毁孙中山遗体，守灵处主任李荣为此十分担心。他曾想托人南下报告，但又觉得南京政府鞭长莫及，帮不了忙，这时他想到了为孙中山治病的协和医院，因为协和医院是一家美国人办的医院，他想借外国势力来保护遗体。于是，李荣亲自到协和医院去找院长刘瑞恒，请协和医院以孙中山遗体有变，需运回医院治理为名，暂时予以保护。不料刘瑞恒胆小怕事，不敢负责，李荣哀求几次，刘瑞恒就是不答应。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荣只好决定把孙中山先生遗体转移到山洞里。他向协和医院的潘医生要了一些防腐药水，又从中法中学取回了孙中山最初曾用的一具美式小棺，于1927年11月25日深夜两点半，召集全体守灵卫士把孙中山遗体从楠木大棺中取出，用药棉裹好，然后移入美式小棺中，放置于水泉山洞里藏了起来。
1928年4月，南京政府发动二次北伐。6月4日张作霖的奉军退出北京，接着，国民党的军队就进入北京。6月7日夜里，守灵卫士把孙中山遗体从水泉山洞取回，重新换入大棺放回碧云寺灵堂中。
孙中山遗体虽然经过几番波折，但并未损坏。1928年1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林森、郑洪年、吴铁城等迎榇专员抵北京西山碧云寺谒灵，由守灵卫士开启棺盖，目睹孙中山“容貌清洁，毫未改动”。直到1929年5月31日封棺前，中外各界人士曾有不少人瞻仰了孙中山遗容，也都没有发现遗体有丝毫损坏。
有人说因为遗体损坏了，所以才决定改为土葬。实际上，早在1925年8月，葬事筹备处向美商订购的铜棺就运到上海，宋庆龄看了以后很满意，当时就已经决定土葬，两年以后才发生遗体经历风险的事，可见不存在所谓遗体遭损坏改土葬的事。
1929年春，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落成。5月18日7点20分，宋庆龄在孙科夫人陈淑英的搀扶下，登上碧云寺最高处的金刚宝座塔。
宋庆龄跨进石塔，在孙中山灵前敬献花圈，行三鞠躬礼，流着泪，用手指着灵柩。卫士们知道她是在示意要瞻仰遗容，便拿开覆棺的国旗，扶她登上石台。此时宋庆龄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感情，抚棺痛哭，大声喊道：“总理！今天我来到您的身边，您却往哪里去了！您听得见我在喊您吗？”众人见此，赶忙劝慰她。
5月22日，在碧云寺举行了遗体改殓仪式。改殓前协和医院史蒂芬在孙中山遗体上遍洒贵重的防腐药物，头发上施以特制发膏，用象牙梳理整齐。遗容上擦上特制的橄榄油。随后，宋庆龄、孙科、陈淑英、戴恩赛、林森等将遗体从楠木棺中抬起，更换殓衣。先将孙中山周身裹上白绸，外穿蓝色缎袍，套上黑马褂，戴上白手套，脚穿丝袜，云头朝日鞋，头戴大礼帽。随后，孙中山遗体奉移到美式铜棺中。当时《申报》载，孙中山“面目如生前静睡一般”。
5月26日，北平30万人衔哀恭送孙中山先生灵榇南下，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安葬。在封棺时，宋庆龄凝视遗容许久之后，才将棺顶盖上，并与家人将铜棺上的螺丝钉拧紧，在棺上覆上党旗、国旗，三鞠躬礼成，封棺完毕。6月1日，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孙中山灵榇安置墓穴正中后，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扃”。
孙中山先生遗体自从入葬中山陵以后，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动过。但是，有些人却谣传孙中山遗体移到了陪都“重庆”。还有人说，孙中山遗体在解放前已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
带着种种传闻，周描坤曾于1986年采访了孙中山生前的贴身卫士范良，当时，范良是唯一在世的孙中山贴身卫士，又是孙中山逝世后参加过建陵工作、安葬时抬过灵柩、安葬后长期守陵的唯一代表，是孙中山葬事的历史见证人。
范良说，安葬在中山陵的棺椁是紫铜棺，大小与北京那具水晶棺差不多，约1厘米厚，上面是水晶玻璃盖。透过水晶玻璃，只见孙先生身着黑色马褂，蓝色长袍，脚上是黑色布靴，神态安详地仰卧在蓝色的弹簧垫上，身体两边用许多丝棉球固定，两脚中间安放着一只约33厘米高、直径20厘米左右的大口康熙年间瓷瓶，里面存放着火化了的内脏，用一块红色绸布扎口。密封前，又盖上了紫铜棺盖，棺盖上面刻有梅花图案，很精致。6月2日上午开始密封，前后5天。墓穴四周为长岗石墓圹，墓圹外边是一尺多宽的隔层，再外边还有一道坚固的墙面。密封位置在墓圹的中部略靠上，先用钢筋条，钢筋条上面是钢丝网，箍紧后又铺一层油毛毡，最后用混凝土密封。这样，上部为日本著名雕刻家高琪所精心刻制的孙先生卧像，下部是孙先生长眠的紫铜棺。密封工作非常细致，我始终在现场。墓内、棺材里没有随葬品。
范良针对香港《文汇报》刊登的，关于有关部门用现代先进仪器测定，孙中山遗体已缩短了一寸左右，其它一切完好的消息说，这件事我也觉得奇怪，有关中山陵的活动一般都要通过陵园管理处，然而这件事我们管理处的一千多名干部、职工却一个都不知道。香港《文汇报》一位记者来宁，我问他这则消息的出处来自何处，他只是说：“确有此事”，但没有正面回答我。所以，我们都认为在国家有关部门没有证实之前，只能当做“参考消息”，究竟有无缩短，是否完好，有待测试证实。
范良对蒋介石一度想把孙中山的遗体移到“陪都”重庆，这个传闻作了回答。他说，确有这回事。蒋介石对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对先生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侵华日军攻破上海、苏州两道防线，蒋介石曾想把先生的遗体带到重庆去。当时设计陵墓的工程师认为陵墓比较坚固，再移灵怕损坏灵柩和遗体，移灵之事没能如愿。
说实在的，要移也是可以的，从墓穴周围的隔层下去，在旁边打洞取灵柩不是很困难的事。我想主要还是工程师不愿破陵，同时也考虑到日本慑于世界舆论的压力，谅他们不敢在孙先生的陵墓上轻举妄动。历史证明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国民党撤离南京前夕，林森到中山陵对我们说；“总理遗体不能移动，你们要保护好总理陵墓。”80名卫士都在“与陵墓共存亡”的誓言书上签了字。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还在不在中山陵？这本来是一个无庸置疑的问题，然而有些人却谣传孙中山的遗体在解放前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范良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在他口述记录的《我为中山先生守陵》一文中写道：“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组织了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留守人员，我被任命为总理陵墓代理拱卫处长，负责警卫工作。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并没有来过问中山陵之事，孙科先生在离宁前曾来谒陵。我请示他：‘共产党军队渡江后，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孙科说：‘毛泽东、周恩来对孙总理是很尊敬的，你认识周先生吧！你不要跑开，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我又问：‘武器怎么办？’孙科说：‘枪可以交掉。’于是，我根据他的指示，动员拱卫处人员不要离开。我对他们说：‘我们是奉命守陵和看护陵园的建筑和林木的，大家先把枪支弹药集中起来。’以后，我担心守陵部队与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在解放军尚未进城前，就命令大家徒手站岗，武器全部入库存放。”
“4月24日清晨，解放军的刘志诚团政委率领一个营战士来到中山陵与我谈判，我即主动把守护中山陵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把枪支弹药造册交给了他。从此，中山陵全部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南京解放后，我们卫队曾和解放军一道站岗护陵。我一直守卫在中山先生的身边。”
此外，在中山陵的职工和退休职工中，还有不少人解放前就在中山陵工作，他们都可以证明孙中山先生的遗体未曾动过。
在中山陵园档案史料中也有这样的记载：1949年1月10日，即淮海战役结束的当天下午，国父陵园拱卫处召开会议。决定将紫金山后山各分驻所除每所留3人徒手巡护外，其余全部调到山南，编为三个中队，加强对陵墓的守卫。不久，国父陵园奉命紧急疏散，为保卫孙中山陵寝，拱卫处全体官兵奉命留守，计官佐24人，士兵335人。4月23日，即南京解放的当天下午三时，拱卫处召开紧急会议，由范良主持，决定将各分驻所集中，加强对陵墓的守卫，并规定“日间巡哨岗仪一律仅带刺刀，夜间除门岗外，暂不出巡。”《1949年中山陵园拱卫处半年工作总结》中写道：“自4月24日南京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105师有一团进驻陵园，我们都未离开岗位。当日，该团刘政委就召集我们干部讲话，并谆谆嘱咐我们照常安心工作，担任维护中山先生陵园秩序。”中山陵园的平静交接，证明孙中山先生遗体是得到安全保护的。
再者，从蒋介石死后安厝来看，孙中山遗体不可能运到台湾。蒋介石生前曾自选墓地，1946年他曾在中山陵西侧的紫霞湖附近，自选一处墓址，并筑正气亭为标志。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死后并没有安葬，而是安厝于台湾桃园县大溪镇南面的慈湖行馆。据台湾《蒋公哀思录》记载：“慈湖陵寝只是蒋公暂厝之地，……因为南京才是蒋可以含笑安息的地方。”
蒋介石尚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归葬南京紫金山，所谓孙中山遗体已迁到台湾的谣言可以不攻自破了。（光明网作者：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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