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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其是我国科普作家，他有着一段平凡的经历。
早在年轻时，高士其就曾跟着李公仆先生一起到南京晓庄师范拜访过陶行知，对陶行知的为人和教育思想有着良好的印象。后来高士其到美国留学，从事细菌学的研究，他整天在实验室里与细菌打交道，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有一次，不慎感染了一种细菌，侵入大脑，迫使他不得不中断学习。他曾到欧洲旅行，希望能治好病，但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结果贫病交加，只得回国。
到了上海，当官的父亲已经娶了姨太太，不再认他这个儿子；母亲失望之余，也不理睬他。而那些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的留美同学也不愿伸出援助之手。高士其遭受一连串的打击，举目无穷，走投无路，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幸而李公朴先生收留了他。
1932年，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办自然学园，积极提倡科学普及运动，他团结了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还着手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和《大众科学丛书》。他从公朴先生那里了解到高士其的遭遇，深表同情，决心帮助他。
一天傍晚，蒙蒙细雨中，陶先生把高士其接到了自然学园住地，让他和戴伯韬，董纯才等住在一起。那时，高士其的病情日益严重，有时，他的手脚和眼睛会失去控制能力，动弹不得。陶先生和自然学园的朋友们多方筹钱为他求医，同时，不断鼓起他生活的勇气，树立跟病魔斗争的信心。
在陶先生的关怀、鼓励和帮助下，高士其待病情稍有好转，便以巨大的毅力，拿起笔来学习写作。陶先生要他写些生理卫生方面的科普文章，这是他十分熟悉的，但他仍很虚心地去翻阅资料，研究分析。由于他行动迟缓，手指不灵，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但他仍十分顽强地孜孜不倦地写下去。
陶先生常对高士其说：“写文章，就是写话，要用口语才好。”高士其一直牢记这些话。每当初稿完成后，他或是要求别人帮他修改，或是读给小朋友们听，使自己写的文章尽量通俗易懂，便于为大众接受。
有一次，陶行知先生带着高士其一起到史量才先生公馆去，史量才是当时申报馆负责人，跟陶先生也是好朋友。陶先生给史先生介绍了高士其的情况，说：“他在试验室受了脑炎病毒感染，得了脑炎后遗症。现在流浪到上海，过着亭子间的生活，贫病交迫。公朴先生介绍给我，我把他安排在自然学园里，象他这样一个为科学而献身的人，我们应当设法让他学有所用，不用埋没了这个人才呀！”
史量才先生听后对高士其非常同情，说：“需要我干什么，我当尽力帮助。”
在陶先生的鼓励下，在各方面人士的帮助支持下，高士其终于写出了一篇篇科学小品。不久，汇集了四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细菌大菜馆》，陶先生赞扬说，这些作品正合乎他心意，因为这是小朋友的需要，是劳动大众的需要，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陶先生热情鼓励他多写，坚持写下去。
抗战爆发后，陶行知先生与高士其在重庆相遇。艰辛辗转的生活使高士其病情时好时坏，陶先生劝他到香港去疗养一段时期。为此，陶先生在朋友中募捐，得款1000元送给高士其作为医疗费，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等也资助了一笔钱给他。临别时，高士其动情地说：“你们这样关心爱护我，我要和病魔及一切困难作斗争，把一切献给祖国，献给民族解放事业！”
高士其在香港治病期间，陶先生经常写信问候他，并写信给在港的老朋友，如许静仁等，为高士其筹募生活救济金。后来还派了一位新安旅行团的团员童常，和他住在一起，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他，还每天帮助他写作。
抗战胜利后，高士其回到上海住进平民医院，陶先生知道后立即带着儿子小桃到医院去探望他，还给他许多罐头食品。高士其把在桂林写的两首诗《我们还在仿徨》和《别了，黄姚》给陶先生看，陶先生很喜欢，叫小桃抄下来带走。临走时，陶先生说：“上海民主运动高涨，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来看你的机会不多。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未来的新中国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啊！”这是高士其与陶行知的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陶先生去世，高士其悲痛万分，他在《怀念陶行知先生》的悼诗中写道：
你鼓励我从事科普创作，
今天我能有这样的收获，
都是受你的影响，
都是来自你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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