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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伤怀往事，尤其是蹉跎的青春往事，心里的感受无可言说。我知道，无论过去是对是错，是可以伤感还是可以悔恨，都是不可追回的了。人可以回过头往后看，但路却总是要往前走。过去的路是一张弓，只能弹射得我们向前飞奔，这就是我们无法逃避又不可选择的命运。
——肖复兴
我1968年到北大荒，1969年差一点被打成反革命。
当时我20多岁，刚到队里，发现队里有3个当地的农民，出身都非常好，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居然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每天，打成反革命的人都要上街游行挨批斗。当年，北大荒的现行反革命脖子上不是挂鞋底，而是挂拖拉机的链轨，17斤半一根的链轨，3根，用一根细细的铁丝串在一起，挂在脖子上游行。一天下来，挨的批斗不说，脖子上血淋淋的，看得人心痛。
我们那个时候年轻气盛，看不惯这样的事情，学《林海雪原》里访贫问苦的形式，大雪纷飞中暗访了这3个人，他们也很坦白地说了一点问题：一个是贪污了一点粮票（那时全国统一用粮票）；一个说是乱搞男女关系；还有一个仅仅是因为他妈妈是俄罗斯人，也不知怎么搞的，就定了个里通外国的罪名。
那时，我们9个人，号称“九大员”，是当时流行的歌舞演唱"八大员"的延伸，我们都来自北京同一所学校，算是意气相投吧，都为这3个人鸣不平。当时，老乡们都不敢说话，我们却极为伶牙俐齿，一下子就贴了3张大字报，其中我写的就有2张，还开了个辩论会，要求给这3个人平反。生产队队长和党支书说不过我们，又下不了台，他们搬来救兵--工作组，连续地搞批斗会，深挖阶级斗争新动向。
工作组进队的头一天，我不在会场，因为前一天夜班脱谷，我正在睡大觉。工作组组长特意派人把我叫醒给拉到会场。刚进会场（我们队上的食堂），就听见工作组组长站在台子上大声地讲：“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那话是故意等着我来说给我听的，意思很清楚，我是在劫难逃。没过几天，他们就把我的日记全抄走了，我那时还写一点诗，几本诗也抄走了。
很快，工作组给我列了几条罪状，那时候，罗列一个人的罪状是很容易的事。在日记里，我记了毛主席的《送瘟神》，队长把毛主席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念成了“借问瘟君欲何‘住’”，这也是我的一条罪状，把咱们毛主席的诗词写错了，那个时代，是反革命呢。
当时，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我读过斯诺的书，在日记里记了斯诺去世这个事儿。斯诺的全名是埃德加·帕克斯·斯诺，我在日记里就记着他的全名，队长念："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其实，是队长自己把一个人的名字念成了三个人的，然后自己发挥了一下想像，把斯诺这个人想像成我在美国的三个朋友，在大会上一念，就成了我的罪状，不仅是对党的领导不满，还是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有走资派卖国的嫌疑。
北大荒特冷，我那会儿穿的棉袄，是有补丁的，补丁也是我自己缝的，针脚粗粗大大的，也成了罪状之一，说我故意穿这么破，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说有这样的思想基础，难怪要替现行反革命翻案，说我要成为现行反革命，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
那时，队上一下子没有人敢理我，见到我都躲得老远，我仿佛真的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又像上次那个破坏性极强的SARS病毒一样，大家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我知道，完了，还是工作组厉害，他们早就把反革命的帽子拿在手里，想什么时候给我戴上就给我戴上了。
没过几天，晚上在食堂开大会，全队所有人员必须参加。我知道大事不妙，做好了被揪上台的思想准备。果然，会一开始，工作组组长带头声色俱厉地把我的种种罪状数落了一番，我的心一直悬着，表面上故作镇静，心里其实挺害怕的。不过我始终没被揪上台，一直到会开完了，也没见有什么动静，工作组只是把我狠狠地数落了一通。最后，工作组组长宣布散会，我一个人还愣愣地坐在台下的凳子上，也不敢起身先走，怕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我坐在北大荒冷冷的冬天里，不敢吭声。老乡们陆续散了，各自回家，等到那个食堂改造成的礼堂里只剩我一个人时，我才站起来，低着头往外走。
一走出门，我打了个寒战，突然听到一个嗓门特大的人在叫我的名字，原来是洪炉上打铁的老孙，他根正苗红，平时在洪炉上打铁，给生产队打点锄头斧头镰刀什么的。老孙说：“肖复兴，走，到我家喝酒去。”接着还说：“如果有人敢批斗你，我就上台陪你挨批斗。”当时，老孙说这话时故意声音特别大，是说给别人听的。在那种环境下听这话，我觉得特感动，我这一生都不会忘。那天晚上正下着大雪，老孙的身上已经落满了雪，像个雪人了。冰天雪地的，我们两人到了老孙的家，他让他老婆炒了几个菜，跟我喝了点酒。其实我并不会喝酒，但那晚我喝多了，心里特热乎，有老孙的话垫底，再寒冷的北大荒，也让我感到温暖，我知道是老孙带头保护了我，我才幸免于难。
这个事情以后，生产队把我发配到队上最偏僻的地方去喂猪，算是从轻发落吧。喂了一年多猪，由于村里小学缺老师，我又被安排到小学教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几个年级混在一个班轮流上课。教了一年多，我被调到宣传队写节目。写了一年多，农场宣传队想把我调过去，但因为我这个差点被打成反革命的事儿闹得挺大的，生产队里的头头对我依然记恨，死扣着我的档案不放我走，每回去要档案，我是怎么去的就怎么被挡了回来。后来，我又回村里教书，一直教到1974年我离开北大荒。
1974年，因为北京缺老师，要调一批高中毕业生回北京，我就回到了北京。有意思的是，档案是我自己拿回来的，厚厚一叠，我也没看，不知道里面有当时队里和工作组整我的一大堆材料。直到文革之后，学校校长有一天找我过去，给我看我的档案，我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塞满了整我的材料。学校领导不错，他们觉得文革已经过去了，一个小伙子有那么多文革中挨整的资料不大好，在征得我的同意之后，就把那些材料都销毁了。
这个事情给我很深的教育，一是当时政治的黑暗，二是社会底层人情的温暖。这些事儿特别打动我，会让我记一辈子。
大学毕业后，我回了一趟北大荒，那是1982年，我离开北大荒已经8年了。回去后拜访老乡，第一家就到了老孙家，老孙已经老了，还在洪炉上打铁。我到洪炉上找到他，握着他的手，我什么话也讲不出来，眼泪就先流了出来……
我想，主要是当时我才20来岁，没经历过什么大的事情，这样的厄运突然到来，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确实让我手足无措。而且当时很多人如避瘟疫一样避开我，让我害怕，也让我感到世态炎凉，感到一个人在冰冷的北大荒特别孤独，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而老孙恰好是雪中送炭的人，他敢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说那样的话，做那样的事，风险大着呢，一不小心，他也是现行反革命啊。但他不怕，还故意那样说，故意在那样大雪纷飞的批斗会之后拉我到他家喝酒，有这样的对比，老孙才越发让我感到可贵和难忘。
我有一张照片，当年在北大荒照的，大雪后，天似乎特别低，我站在一排小树边，手里抓着棉帽子，棉衣上也有一点点雪，背后是我们住的宿舍。我正指着前方，在那笑着说着，很高兴的样子，全然不知厄运马上就要来临了。可惜背后的那人是老张，不是老孙。有些事情，真是很难忘记的。
个人简介：肖复兴，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几十部。近著有《音乐笔记》、《聆听与吟唱》、《纸的生命》和《浪漫的丧失》等，《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奖。
来源:《高中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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