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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燮(1693—1766)，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作七品县官。兼擅诗、词、曲、文、联、印、书、画，为“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以“诗书画三绝”名世。
童年、少年、青年
郑燮先世居苏州，明初迁居兴化。曾祖新万，字长卿，庠生。祖湜，字清之，儒官。父之本，字立庵，号梦阳，廪生。生母汪氏，继母郝氏。
郑燮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月，时令“小雪”。按兴化民间风俗，“小雪”为“雪婆婆生日”，燮与“雪婆婆”同时降临人间，全家都很高兴。故根据《尚书·洪范》篇中“燮友克柔”字句，祖父和父亲为他取名燮，字克柔。又因所居附近有座木板桥，故后来郑燮自号板桥。
郑家人丁不旺，燮又是长房长孙，他出生后家人欣喜之余又有些担心，生怕夭折，就取个乳名“丫头”。因脸上有几颗淡淡的麻子，故又俗称“麻丫头”。
郑燮出生时家境已陷入贫困，仅靠祖产田和少量地租维持全家生活。后来，父亲岁科两试一等取得廪生资格，每月向官府领取廪膳，生活才得以改善。可好景不长，燮三岁生母汪氏病故，全靠乳母费氏照料。费氏为祖母侍婢，勤劳、善良、慈爱，仁厚，时兴化水灾、大饥，郑家养不起婢仆，费氏舍不得郑燮，三顿回家吃饭仍到郑家操持家务。
汪氏病故后，父亲娶继室郝氏无子，视燮亲出，照料如生母。故郑燮后来回忆说：“无端涕泗横阑干，思我后母心悲酸。十年操家足辛苦，使我不足忧饥寒。”（《七歌》）父亲立庵品学兼优，他考上廪生后在家开私塾，郑燮随父就读。外祖父汪诩文亦博学多才，隐居不仕，对外孙非常关心，常指导读书、作文，故郑燮自称“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
郑燮幼时读书似无过人之处，且因相貌不美同学都瞧不起他。但他自尊心极强，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同时对看不惯的事物敢于直言，甚至怒斥，因而同学家长都告诫子弟不要和他往来。他学习“精”、“博”结合，尤重于“精”。经、史、子、集无不涉猎，重点文章节则反复诵读，且惜时如金。二十一史中他最推崇《史记》，认为《项羽本纪》描写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这围几段最精彩。他对孔、孟很敬仰，但对朱熹空谈性理看不惯。他学习注重“切于日用”，做到深入理解、融会贯通，对杜甫、白居易、陆游等诗人的诗，特别爱读。
郑板桥故居
郑燮故居周围多种青竹，夏日新篁初放，郑燮多乘凉于竹阴下，秋冬之际，常对着掩映在窗纸上的扶疏竹影凝思，以至临摹描画起来。
除师法自然外，郑燮也重视继承传统。他从唐代墨竹画的开创者箫锐到清初石涛，都作了研究，苏轼、文同、徐渭等，都是他敬仰的大师。后来，他到仪征毛家桥读书，毛家桥多竹，又为他画竹提供了条件，并与竹结下不解之缘。从此，他“无竹不居”，竹成了他绘画最重要的题材。他爱画竹，更爱竹的品格，竹的傲岸不屈、劲节虚心，也就成了郑燮人格的写照。
康熙五十一年春，郑燮回到兴化，从陆震学填词。陆指导他先学婉约派柳永、秦观，再学豪放派苏轼、辛弃疾。陆认为诗与词不同，以婉丽为正格，以豪宕为变格，练习时要千斟万酌以求一是。从后来郑燮的词作看，二者兼有。
康熙五十四年，郑燮与徐氏女结婚。生一男名犉，早夭，又生两女。为养家糊口，他被迫到仪征江村设塾授徒。但没有功名，不被人看重，且人不敷出，因思作画卖画。当时的扬州扼南北漕运咽喉，大批盐商聚集，为其繁荣和文人墨客施展才华提供了条件。于是郑燮又到扬州，边读书作画卖画，以等待进身机会。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郑燮中秀才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然从《七歌》印章看，约为康熙六十一年（其时郑燮三十岁）或稍前。但就在这时，郑家又遭遇大不幸。父亲病故，无米无柴，又不断有人催债。迫于生计，郑燮只好继承父业，居家坐馆。为躲债，他曾逃到镇江焦山，暂住在别峰庵一个兴化和尚处。在那里，有幸结识了风雅好客之士马曰琯，马很赏识郑燮诗才且同情他的遭遇，送给白银二百两为之解围。马曰琯同当时聚集在扬州作画卖画的金农、黄愼、高凤翰等人过从甚密，马的住宅成为他们经常聚会之处，郑燮参与其间，共同研习诗词书画，因其兴趣、爱好基本一致，这就为后来蜚声中国画坛的“扬州八怪”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不久，郑燮又幸遇画家程羽宸慷慨解囊，得赠白银一千两，不仅为他一洗穷愁，且为他实现游览宿愿提供了一时资助。雍正二年至三年（1724—1725年），郑燮出游江西与北京。待手头花光重新为生计发愁时，他不得不于雍正六年再次回乡读书，究心经史，以为进身寻求阶梯，同时习书作画。雍正九年，郑燮三十九年，妻徐氏病故，又到年关，翌年乡试，糊口且难，更何况赴试盘缠！听说刚到任的汪知县是个好官，郑燮写了一首诗给他，寻求资助。汪果然出重勉励他参试，郑燮终于如愿以偿，于雍正十年中举。但因无钱送礼，仍未能求得一官半职，只好继续作画卖画，以救贫困。他除画竹外，又画兰、石，以寄托“不求闻达只烟霞”的一时忧怨。。
雍正十三年，又来到焦山双峰阁读书，迎接来年大考。乾隆元年（1736年）春节过后，四十四岁的郑燮赴京会试，得中进士。但仍人仕无门，只得带着进士空衔回家修补，谁知这一等就是六年。无奈，郑燮只得再次到扬州卖画，这样，同“八怪”中人及各方面文士的交往也更密切了，甚至还成了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座上客乾隆六年，郑燮进京待补终于交上好运，被乾隆叔父慎郡王允禧看中，视为当代李白。允禧作《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请郑燮写刻并作序，燮欣然应允。当时清王室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慎郡王虽未掌大权，倒也顺风顺水，雍正即位后封为贝子、贝勒，乾隆即位又加封为郡王，郑燮被他看中可谓奇遇。于是，乾隆七年春，郑燮便得授山东范县知县，从此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
知范县、潍县
郑燮五十岁才做了个七品县官，既兴奋又不服气。他“初志一望得一京官，聊为祖父争气，不料得此外任”，其复杂心情可想而知。赴任前，继室郭氏缝了一条黄绸被面的棉被送他说：“一代做官七代贫，幸勿枉法杀人，公门里好修行，庶几积得以禳天心，得获添丁之兆。”郑燮默记于心，决心当一个好县官。
范县位于山东西部黄河北岸，虽穷而民淳朴。郑燮一到任就做了件好事：把县衙墙壁上打了许多洞，直望到大街上。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出前宫恶习俗气耳。”他还写信给堂弟说：“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运无，皆有便民之处”。他外出视察不鸣锣喝道，不用“回避”、“肃静”牌子，晚上外出只带两个衙役掌灯引路，灯笼上只写“板桥”二字。他在范县的几年倒也风调雨顺，他爱异民力，无为而治，曾在衙壁上画“卧石”一幅，以喻“讼简刑轻有卧而理之妙”。范县有个富翁，嫌弃即将为婿的穷书生，想退婚。他送一千两银子给郑燮祝寿，燮收下并要收富翁女儿为义女，富翁欣然应允。郑燮把穷书生藏在衙中，等富翁引女儿拜见“义父”时，板桥说：“我给女儿找个快婿吧！这一千两银子就作为妆奁费用。”富翁当然高兴，板桥叫出书生，令与“义女”当堂成亲，一齐乘车回家。
郑燮在范县也曾遇到麻烦事。一次，一个四川籍考生县试第一，按规定该生得回原籍考试。郑燮则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必人为设卡，破格录取。此事引起全县考生非议，燮呈请上级批准，结果却遭曹州知府指斥。
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燮调署潍县。潍县位于山东东部，此地虽然特产丰富，商业繁茂，但郑燮到任时正值连续干旱，疫灾流行，前任县官上任不到一年就溜走了。郑燮把对灾民的同情代为实际行动，他打开仓库，让饥民写借条领米，并把县内大户逐一登记，命他们轮流开厂放粥，更查封囤积居奇者，责令平价出售。又从长考虑，以工代赈，既以合法手段运用库粮，解救民饥，又为明年收成打下基础。同时，他还带头把自己的“养廉银”献出，以与民同苦。可是，次年潍县仍然大旱，乾隆皇帝只好派刚拜相的文渊阁大学士高斌亲到山东放赈。高、郑早在扬州时就相识，此时相会于山东，自不免有诗词酬唱。乾隆十三年春，乾隆帝巡视山东，也许与慎郡王和高斌的推荐有关，郑燮被封为“书画史”。
为解救潍县连年旱灾带来的社会危机，郑燮通过富户集资，同时自己又是一次带头捐出三百六十千钱再次大兴土木，修筑潍县城墙，乾隆十四年三月完工。这年秋天，潍县终于获得好收成，饥民纷纷回乡定居。
然而好景不长，由郑燮时时不满现实，他的“狂”、“怪”行为自然更不为现实所容。在一次因公赴省与诸官僚宴饮赋诗时，终于出了纰漏。因郑诗中有一句“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识清泉”，满座拂然，认为这是讥讽上司。乾隆十七年冬，郑燮被罢官，从此结束为官生涯。
卖画、终老扬州
罢官后的郑燮又回到早年卖画的扬州。此时，他虽为一介布衣，但由于他的诗、书、画早在扬州负有盛名，又为官清廉，因而很受扬州文人名士以及百姓的欢迎。他在扬州稍住几日便回兴化老家过年。年后，已过花甲之年的郑燮出游杭州，一为散散心情，二来卖点画养家糊口。杭州知府吴作哲早就想得到郑燮字画，听说郑燮来游当即摆酒相迎，还送银两和绸缎礼物，郑燮为他写字作画各一幅。其他官僚名士亦纷纷赠金宴饮，求郑燮字画，郑燮随即将钱物捎回兴化，以济家用。不久北返，经常往来于扬州、兴化、泰州等苏北繁华城市之间，作画卖画为生。
在扬州时，郑燮住在城北竹林寺，城内许多青年常到竹林寺拜郑燮为师学书学画。一次，郑燮在竹西亭与黄慎、沈凡民等书画家各携百钱作“永日欢”，郑燮作《九畹兰花图》以纪其盛。郑燮名声虽高，但生活却很窘迫。一些人请他作画只是说些恭维话，或只送些礼品食物，而郑燮又羞于启齿，以致无济于养家糊口。后来，郑燮采纳拙公和尚建议，出了一张“润格”广告：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又附诗一首：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从此，郑燮卖画所得并不全用于养家，他特地做了一人袋子，装些银两果食之类，遇有穷苦人或旧相识，便随时取出相赠。在兴化，除浮沤馆、拥绿园外，郑燮还常与地方文士聚会于拱台之南的柳园、枣园这些明代名宦的私家园林，吟诗作画，酬唱赠答，留下众多优秀作品。
乾隆三十年（1766年）十二月，这位本应大有作为的父母官，终于走完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病逝于兴化城内升仙荡湖畔拥绿园中，享年七十三岁。他政治上虽未能大有作为，但转世的大量诗词书画作品及从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人格，却为他增添了许多耀眼的光彩。
熔铸八艺，卓然大家
扬州大学江树峰教授曾评价郑板桥为“诗画通人”，实际是说郑板桥的成就贯通文学与艺术两大门类。他兼擅诗、词、曲、文、书、画、联、印，饮誉清代文坛艺苑，是“扬州八怪”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又分别列为“楚阳三高”、“雍嘉七子”、“潍县三贤”之一，并被奉为“板桥派”之宗师。
郑燮现存文学作品有诗1000余诈、词近百首、曲10余首、对联100余副、书信100余封，还有序跋、判词、碑记、横额数百件。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家。他的诗清新流畅，直抒胸臆，自由洒脱，很少用典，描写人民生活的痛苦和贪官酷吏的丑恶，兼具少陵、放翁风格。如《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就是潍县灾后情况的真实写照，《悍吏》和《私刑恶》揭露了酷吏的凶残暴虐，而著名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则表达了郑板桥同百姓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他的词或婉约，或豪放，颇“近陈（维崧）词派”。婉约之词如《贺新郎·徐青藤草书一卷》等。慷慨苍凉，大开大合，“醉后高歌，狂来痛哭”。散曲主要是《道情》10首，用黄冠体写成，借出世外衣揭露世道之险恶，广泛传播，被誉为清代道情体的最高成就。对联质朴自然，意境高远，既富有哲理，又多生活情趣，成为清代联学一大家。《家书》兼叙述家常琐事、议论经邦治国之道、评论文学创作派、交流诗词书画心得，直抒胸臆，每多独见，在清代散文史上有一定地位。
郑燮现存绘画作品1000余幅，是中国古代画家中存世作品最多的一位。
郑燮既不画人物、山水，出不画一般花鸟，而是以兰、竹、石为主，兼及松、菊、梅。他画的竹清瘦挺拔、墨色淋漓、干湿并兼；兰秀劲坚实、萧散逸宕、妙趣横生；石雄奇秀逸、丑怪苍润、百状千态。这些都构成了郑燮秀劲挺拔、生动活泼的总体画风。
郑燮自幼日光月影、纸窗粉壁中学画兰竹，自称“无所师承”。初到扬州卖画时，扩大了眼界，意识到自己过去只是做到形似，远不能同石涛的神似相比。雍正年间游庐山后更认识到八大山人简笔写意画的高妙所在。郑燮从师法自然开始，又继承和发扬了石涛、八大山敢于创新、不拘成法的优良传统，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扩大了文人画的表现手法。
郑燮根据自己的绘画实践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绘画理论。例如，他提出了“胸无成竹”说、“学三抛七”说、“不立一格”说、“先大后小”说，等等。这些是对从顾恺之到石涛的绘画理论的重要发展，至今仍对绘画创作者有着启发、指导意义。
郑燮的书法别具一格，他将自己的书体分为“六分半书”，人们则称之为“板桥体”。这种书体在笔法上以八分为主，糅合楷、行、草、篆及画兰竹之法，方笔、圆笔、渴笔、蹲笔变化自如，中锋、侧锋、衄锋恰到好处。在字的结体上，着力于横向，多呈扁形，由重心辐射于四方，显得潇洒新颖，览之无尽。在布局上，具有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的整体感。一幅当中，虽然大、小、方、圆及各种不规则形状千变万化，但安排得错落有致，乱中有序，违而不犯，气垫连贯，通篇浑然一体。
人们历年对板桥书体评价很高。与他同时代的金农说：“兴化郑进士板桥风流雅谑，极有书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笔，兼众妙之长。”近人邓拓说：“它不止流行于当时，二百年来都一直很流行，历久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康、杨虽看不惯板桥体的“怪”，但毕竟看到了他对传统书法的革新，诚如郑燮自己所说：“蹊径一新，卓然名家。”同画论一样，郑燮书论亦不乏灼见。从蔡邕、锺繇、王羲之到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郑燮都作过评论。清代前期的书坛重帖学而轻碑学，统治者提倡乌、光、方的馆阁体，束缚了书家的艺术个性。郑燮溯源开流，博采众美，推重汉碑，大胆革新，使书坛出现新的生机。
郑燮在文学艺术上领域里的建树，不仅表现在诗文、书法、绘画的创作及理论上，还表现在他对这三者的结合上。这种结合又表现在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微观方面，郑燮以书入画，以画入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将“书之关纽透入于画”，用焦笔挥毫，使兰枝、竹叶酷似草书中的竖长撇法，精湛的书法用笔与画兰、竹的技巧融为一体。又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从自然界千姿百态的形象中悟出书法意象，竖横撇点常似竹枝、兰叶，使书法作品亦具有画作美感。诚如清人蒋士铨诗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资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板桥怪。”郑燮诗中充满画意，如《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之一：“百六十里荷花田，几千万家鱼鸭边。舟子搦篙撑不得，红粉照人娇可怜。”寥寥数笔，刻画出一幅色彩明丽、动静交织、生机勃勃的水乡风光图。绿色的荷叶，红色的莲花，白色的鱼鳞，褐色的水鸭，色彩配备得如此巧妙，不能令人叹为观止！他的画中也有诗。我们观赏郑燮笔下顶天立地的柱石、傲然迎风的兰竹，仿佛听到一曲《正气歌》。
宏观方面，郑燮常将诗、书、画加上印章统一在一幅纸上。如他70岁时画了一幅《竹石图》，一块巨石顶天立地，数竿瘦竹几乎撑破画面。右上角空白处题诗一首：“七十老人画竹石，石更凌嶒竹更直。乃知此老笔非凡，挺挺千寻之壁立。乾隆癸未，板桥郑燮。”下揿两方名号印。画幅右下方空白处又押上“歌吹古扬州”闲章一方。这位老人颠沛了一辈子，不向各种恶势力低头，仍如磐石般坚强，如清竹般劲挺，如兰花般高洁。诗题得整整斜斜，大大小小，或在峰峦之上，代之以皴法；或在竹竿之间，使画连成一片；或在兰花丛中，衬托出花更繁，叶更茂。画上题诗，宋元即首，并非郑燮始创，但如郑燮之妙，实不多见，妙就妙在各类艺术高度统一。如果这诗不是题在兰竹石图上，而是题在山水、仕女图上，就必须很不相称。如果不用“六分半书”，而用颜、柳之体或金农“漆书”，虽画再好，字再佳，亦必很不协调。在郑燮笔下，诗情、画意、书法、印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郑燮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核心是一个“怪”字。所谓怪，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对传统的反叛，用郑板桥写给韩镐的一副对联来表述就是“领异标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文学艺术上的怪，又通在政治思想上的怪；政治思想上的怪，则表现在对封建正统的抗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郑燮早年游北京就喜欢放言高论，品评人物，被人称为“狂”。他认为臧获、婢妾、舆台、皂隶等底层人民也都是黄帝尧舜的子孙，应与富贵人家一律平等。他大声疾呼：“王候将相岂有种乎！”被统治者奉为政治思想正宗的程朱理学，郑燮认为“只合闲时用着，忙是用不着”。在山东为官时，公开揭露官场黑暗，灾荒之年开仓放赈，终因与当道不合，以莫须有的罪名罢了官。他晚年画了一块苍石，题诗道：“老骨苍寒起厚坤，巍然直似泰山尊。千秋纵有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门。”充分表现了他同封建正统观念斗争到底、绝不动摇的气概。
郑燮的民本思想同前人比起来，又进了一步。他说：“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又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末也。”此论未免过于贬低知识分子，但如此看重农民、工人、商人的社会作用，却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郑燮反抗传统，极力主张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地发展。他曾借笼中养鸟、发系蜻蜓、线缚螃蟹等事大发议论，批评“屈物之性以适吾性”的做法，提出“万物之性人为贵”。他的泼墨写意兰竹石画都把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情绪作为主题。书法本来更是很难变化创新的，但到郑燮手中，六书也几乎冲垮。诗文更是直抒胸臆，提出“不为古所累，气与意相辅”。在这里，已迸发出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火花。郑燮作为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同时，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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