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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学所工作32年，有幸近距离接触了一些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专家学者。他们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这些人中较早认识的有文学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著名文学史家，文物考古学家、作家。其文学组织活动能力为同辈人所公认，平生痴迷醉心于搜寻聚积孤本、古版图书。建国后，他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并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王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而殉职。死后亲属遵照他生前遗愿，将其所珍藏的全部图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著有《西谛书话》，作品收入《郑振铎文集》。
初见郑振铎所长，是50年代初文学所创建初期。当时我在新设立的“组联组”（后改为学术秘书室、现为科研处）工作。主任是诗人力扬兼任。有一天，一位身材高大、穿中山装、戴眼镜、高鼻梁、面色红润、精力充沛的长者来到组联组。经人介绍原来是郑振铎所长。他没有名人架子，样子使人感到亲切，当时我年轻幼稚、不顾是第一次见面，就不揣冒昧地把自己工作中的苦恼向他倾诉：
“郑所长，组联组新成立，它的任务还没有文字条例可循，所外联系中宣部、院部、高等院校、接待国外及全国各地来访、组织学术会议，所内接办所长和各研究室交办的事务，还要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繁杂，不知从何着手？重点在那儿！？”
“首先是为所领导服务！”他立刻认真地做了回答。所领导是关键，把关键这一环抓好了，其它迎刃而解。至于工作繁杂，可以记工作日记。它可以帮助你分清轻重缓急，提高工作效率又不致有所疏漏。我日后按他说的办，果真受益非浅。有一回，因工作急需，文学所拟从某高等院校调回原所内一业务骨干。该校已同意，后似有些反悔。我当即查阅了工作日记和电话记录。告对方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何人按电话已同意该同志调回的谈话记录。因时、事准确无误对方不好否认，同意即刻放人。
郑振铎所长身兼数职，还是全国政协文教组长和人大代表，他都尽职尽责。而关于文学所的重大决策的制定、重要会议他必参与，与副所长何其芳合作密切，对于文学研究所的基本方针意见一致。遇到某些具体意见不同如研究人员是否坚持8小时坐班制，大家也都能坦诚相见，在愉快的气氛下达成共识。他与所内专家相处融洽，所内一般人员也都觉得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一次，他出席人民代表大会后，接着又参加文学所年终总结大会。应大家的要求，他谈了参加人代会的感受。他介绍说：“这次人代会上对拆除北京古城墙的问题有争议。有人赞成拆。有人阻止拆除。我属于后者。我认为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他的城墙建筑是这座名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价值的名胜古迹。‘建筑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梁思成语）理应在保护之列。会议休会期间，遇到毛主席，他见到我就问：‘听说你不同意拆除北京旧城墙？’我承认并申述了前面所谈的理由。毛主席说：‘不拆除，几百年后还不是照样风化消失了吗？’我只想到这座辉煌壮美的文化古城要保护，没想到百年之后如何，我没毛主席看得远！”他带着自谦的语气最后补充了这么一句。
散会后，我们一群人尾随他走出会议室。他问我：“会上那么多人欢迎你唱歌，你怎么不唱？”“我的歌不能登大雅之堂。”我随即回答。“你应该唱！凡是受群众欢迎的就应该大胆的唱！不要管什么大雅之堂！”（这时我忽然想起他写的《中国俗文学史》中曾经谈到下层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作品受到排斥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提法。）接着，余冠英先生请他到家中便餐。他推辞说：“以后吧！我品尝嫂夫人的手艺不止一次了。这次就不去解馋了。”他侧过身来对我说：“余夫人出身名门，是大家闺秀却是烹调好手，我可没少尝她的拿手好菜。”走在他身后的李健吾先生对我说：“饮食是文化、烹饪是艺术，郑妈妈就做的一手色香味美的福建菜。我们一起编《文艺复兴》时，常去郑家聚餐。钱先生的小说《围城》就是在《文艺复兴》第一期开始连载发表的。当时就有当代《儒林外史》的评价。”陪同走在一起的钱钟书、杨绛先生只是点头微笑并不答话。但他们之间交流中流露出的那种和谐友善、闲谈中透露出的真情、漫步闲聊中平静安祥的氛围，深深地感染了我，令我羡慕不已，至今记忆犹新。
回顾郑振铎所长担任文学所所长、组建文学所的历程，其主要作用首先是组建了一支雄厚的科研队伍。文学所筹建时，恰逢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一批知名教授等待重新分配。他抓紧时机与这些人联系，充分运用他多年与这些人共同从事文学事业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书面邀请或亲自登门造访，动之以情、述之以理，热情地把一批专业有成、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如俞平伯、钱钟书、王伯祥、孙楷第、李健吾、杨绛、罗念生、罗大冈等，请到文学所工作。再加上何其芳在延安鲁艺任教时熟悉的老同志毛星、陈涌（杨思仲）、贾芝等。为文学所的学科建设打下了丰厚的学术基础。使文学所专家之多，水平之高成为全院之最。
图书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是重要的资源。郑所长治学非常重视图书的收聚和资料的整理。作为藏书家，他在浩瀚的书海中遨游一生。他虽有丰厚的稿费收入却自奉节俭，粗茶淡饭，节余所得全部买书。收书藏书带给他不少的酸楚与欢乐。“八·一三”的战火，将他寄存在上海虹口开明书店里的100多箱古今书刊全部化为灰烬，20年心血付之一炬，使他痛惜万分。然而，当他几经周折，历尽磨难从书商手中买到比英国莎士比亚的剧本还早300多年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国宝”时，高兴地把自己的大衣和帽子都丢了。到文学所之后，他充分利用了他毕生购书藏书的丰富经验，为文学所图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建立了管理图书的一套制度。他建议成立所图书管理委员会，由各门学科专家组成，钱钟书、李健吾、范宁、王伯祥、汪蔚林的等人为委员。钱钟书就曾为调拨外单位一批闲置的书刊给文学所专函致周总理索书说：“国家交给文学所编写各国文学名著的任务，我所内原书尚且缺少，更何从编选？而我所渴望已久的书籍，在现存单位却束之高阁，并没有在学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很可惋惜的，也是极不合理的现象。如果将这批藏书，拨给其它藏书丰富的单位，则是‘锦上添花’的重复存储，而应‘雪中送炭’拨给文学所……。”这封千余字有理有力的短信，使这批书刊顺利地拨给文学所图书馆，补充了所内中外文藏书的急需。王伯祥先生逝世后，将他私人藏书一万余册捐赠给文学所。文学所所址在北京大学期间，北大历史系张芝联教授把他私人有关文学方面的藏书全部捐赠文学所。为此，文学所所务会议曾作出决定：今后凡以所的名义出版的专著和刊物均赠张芝联教授一份，以表示对他支持文学所藏书的答谢。所图书委员会的成员也都提供了大量国内外图书出版信息，督促图书采购人员尽快收购，补充图书馆中外文藏书的急需。文学所成为目前国内文学藏书质量名列前茅的专业图书馆，和这些老前辈的关怀和努力，他们作出的贡献，打好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至今，文学所对有志于从事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吸引力也还是导师（人才）和藏书（资料信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而这些都应念及郑振铎所长。
1954年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时，郑所长感到突然。俞先生是他亲自请到文学所的。到所之后是他建议这位老友继续研究《红楼梦》，俞先生还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计划专函给他备案。所内还从北大中文系挑选高才生王佩璋做他的助手。如今老友受批评他觉得自己有份。岂不知他自己也被看作批判的目标。
1957年夏天，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墙上，突然贴出一张用毛笔写给该所所长的意见书。标题是：“质问×××所长。”大家对这事感到很新奇。好多人都去看，说北大也有这样的贴在墙上的白纸黑字的意见书叫“大字报”。碰巧郑所长到所上班路过也看到了。到办公室后马上就让我给他找来笔墨纸砚。提笔就写标题：“我也有错误，欢迎大家批评。”内容主要讲他因工作忙，没能多管文学所的工作。这事被当时任副所长的何其芳知道了。告诉我不要贴出去。随后召集所内的同志讲，这次整风主要是党内，大家要注意政策……。这张未贴出的郑振铎的墨迹，我十分珍惜，当时妥善地保存在办公室。以后文学所所址几经迁移，在一次搬迁中找不着了。然而先生诚恳自责的语态和那伏案认真书写的神情，却至今铭刻在我心中。
1958年10月，学术界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拔“白旗”。郑所长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便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不是学术著作”，是需要拔掉的“白旗”。这期间，他一方面参加批判会，听取意见；一方面一如既往地积极做他的工作，出席国家级的各种活动。会上见到周总理对他依然热情、亲切如故，具有儒将风度的陈老总频频向他举杯，使他感到温暖和安慰。10月，他三次到文学所参加对他的学术批判会。8日的会上，他作检查，很动情地讲会上的王伯祥、俞平伯、潘家洵都是40年的老朋友。还谈到自己的身世和编辑众多刊物的经过。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作为问题提出来请大家批评，非常诚恳实在。对自己只谈不足、不谈贡献，却也没有无原则地承认自己是所谓的“白色大旗”。10日对他的批判会，因陈老总要接见即将出国访问的包括他在内的代表团成员，不得不中途退席。17日他即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第一次到机场，因气象原因不能起飞，又回到家中。第二次通知可以起飞时，他重整行装再次上路。就是这架出访的飞机，不幸遇难于前苏联的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卡纳什。消息传来，郑妈妈痛不欲生。
身后，有人评价他突出的贡献是对现代中国文学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探讨、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树、对中国文物考古学的开拓。他的挚友则认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文学的组织和积聚孤本图书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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