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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虽已85岁，但作为暨南大学文学院的一名老校友，只要一提起64年前，往事便赫然在目。那时，被称为当时华侨最高学府的国立暨南大学，本来并不在上海康脑脱路上(今康定路上海第九制药厂所在地)。它的校舍原在上海真如，占地约200亩，建筑巍峨，林荫夹道。学校设有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谁料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攻占上海。凶恶的侵略军，大炮狂轰，飞机滥炸，顷刻间，把祥和、宁静、秀丽的校园夷为一片废墟，只剩下断壁残垣。为了继续坚持办学，学校被迫迁入租界，几经周折，才在公共租界的康脑脱路找到一块局促的立足之地。
我的导师、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当时是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史教授。同时他又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领导人之一。郑先生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与校内外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一起，冒着被敌人绑架、暗杀的危险，开展着可歌可泣的救亡活动。
那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偷袭美国珍珠港的同一天早上，占领了上海的租界。被称为“孤岛”的平安之地，从此沦陷敌手。暨南大学何去何从？是屈从敌伪继续办学，还是挺直脊梁关闭学校？暨大师生面临抉择。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12月8日是块试金石。”
这天清晨，天色还没有大亮。郑先生说，他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接二连三来了几个电话，事情已经清楚了：日本兵开始从虹口等地开进租界。于是，他匆匆赶到康脑脱路，校长等办学人员都已到校。大家立即开会，会议简短而悲壮，作出决定：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口，立即停课，关闭学校。
会后，全校依旧摇铃上课。郑先生走进教室向同学们宣布了学校的决定，然后照常讲课。大家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不愿荒废一分一秒的时间。同学们默默无声，个个坐得挺直，脸上都显现出刚毅的神色，照常地记着笔记。郑振铎先生的这一课讲得格外清朗、亲切，声音沉着而坚毅。这最后一课，就像殉难者的最后晚餐，师生们就像冲锋前上了刺刀的士兵。郑先生希望讲得愈多愈好，同学们也希望记得愈多愈好。大家觉得这小小的课堂十分可爱，似乎黑板格外地光亮，粉笔分外地白而柔软。同学们抚摸着课椅的扶手，十分难舍难分的样子。
终于，远处传来了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这是一个楼下临街的教室，站在讲台上就可以望见康脑脱路的街心。几分钟后，郑先生一眼便看见几辆载着日本兵的军车来了，当头飘着一面日本旗，一个血红色的大圆点分外刺眼。记得这时是上午10时30分，郑先生立即沉着地合上书本，挺直身子，以坚决的口气宣布：“现在下课！”同学们一齐起立，默不作声，只有我们几个女生情不自禁地在啜泣。
就这样，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有着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它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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