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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1890-1974），被称为20世纪中国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有“品格和学问的伟人”之美誉。
从1936年起，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在贵州的穷乡僻壤，他将浙大从一所地方性大学办成了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耀眼的篇章。
竺可桢本来打算维持浙大到大变局的最后一小时，但1949年4月29日他最终被迫离开浙大到了上海。那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事出无奈辞职离杭去沪
1949年4月28日，即红旗插上南京城头的第4天，竺可桢接到杭州市政府转来的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杭立武”
杭立武时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
就在4月26日，竺可桢听说军警闯入上海交通大学、逮捕80多名学生的消息，他为浙大师生的安全感到担忧，他曾于27日接连走访浙江省教育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省保安司令，询问军队是否会进浙大捕人，并未得到确切的答复。
竺可桢放心不下，所以当即给杭立武复电：“沪校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杭。”
当晚，竺可桢得到了浙江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决不入浙大捕人”的保证，杭立武4月29日又一次来电催他。他虽感为难，但还是决定暂时离开浙大，他的日记对当时的心态有详细的记录：
“因余觉部中既有电嘱余去沪，余虽覆电谓师生见沪上报载疏散十五大学莫不震惧，但昨晚郑石君已谓省府决无来浙大捉人之意，故余已无留浙大之理由。兼之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主席，故余若再留浙大，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暂时避开。
不料晨间又接杭立武电，谓有要事相商，速来沪云云，因此余之地位遂站不住脚，不可避免的要离杭了，否则只能辞职离校，但后一着亦须离杭遂行。于是再四思维，不得不出之一走。”
匆匆出走拒绝赴台湾
1949年4月29日下午，大雨下个不停，竺可桢没有带家属一同离校。火车晚点，车到站后，大批士兵蜂拥上车，一路上也都有士兵上车，而且一度因士兵抢车辆而停车。车厢人满为患，其中95%是士兵。
他在日记中说：“余闻一军官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战，目前共军得势已无可挽回。……又一军人谈在沈阳如何逃走情形，从不闻有同仇敌忾之意气，亦无愤恨复仇之心理，所谓军无斗志也。”
直到4月30日中午12点半，火车才到达上海西站。竺可桢只能从车窗跳出。等到达中央研究院安顿下来，他就安排陪他同来的姚维明回杭州，并请转告夫人陈汲（允敏）“决不去台湾或广州”。
当天下午3点，他见到杭立武，所谓“要事相商”果然是要他去台湾或厦门，他都拒绝了，并提出辞职。当晚，杭立武送来旅费2000万，他只“当袁洋五元”了事。竺可桢称从到上海的第一天他就没想过要去台湾。
5月2日早晨，竺可桢到街上买烧饼充饥，见上海《新闻报》上有钮永建、竺可桢飞台湾的消息。对此，竺可桢在日记中说：“见之使我大为惊惶，不知此消息之何来。缘张默君确于卅日乘坐考试院专机赴台北，钮永建亦在内云。……又遇晓峰，立武正在搬家，似日内即将出发者。渠仍劝余去台湾，且谓办护照须在广州云……”
国民党行政院及各部早在南京陷落前就已迁至广州，当时竺可桢应邀去巴黎参加“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会议”，也须到广州办理护照。
当天，竺可桢就给严仁赓、苏步青写信，告诉他们未去台湾，“于狂风骤雨中仓皇出走，抛十余年共患难之友朋、生徒、妻子于不顾”，事出无奈，希望他们见谅，并表示自己已向教育部辞去浙大校长职务，回中央研究院。
至于上海各报所谓他昨天已飞抵台湾的报道，“近代物理学尚未发现分身之术，兄等置之一笑可耳。”实际上是辟谣。
婉言谢绝蒋经国邀请
同年5月6日，竺可桢“途遇蒋经国”。据他事后告诉亲近的人，蒋经国曾劝他去台湾，他婉言谢绝了。
浙大学生谢觉民回忆，多年后去台湾，蒋经国单独邀请他共进午餐，亲口对他说：“当年我奉父命，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可惜他未能前来”。
5月17日中午，竺可桢又接到傅斯年台北来电，邀他去台湾大学。他在日记中说：“得孟真自电，嘱赴台大。余将函覆辞谢。因余十四年长浙大，若欲重执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温习静读不可也。”
5月19日晨，竺可桢接到杭立武广州来电：“请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并闻，弟杭立武辰巧”。杭立武说替他办好了护照，就是指去巴黎的事。
之前5月9日，竺可桢曾打电话给Unesco（巴黎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的施茂德，知Unesco尚未有回电。此时陈毅的大军迫近龙华机场。
5月20日，因为护照已办妥，竺可桢到中央银行，“拟提取所存600余元美金以为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可作为旅费，不料私人存款亦须在广州提取，故此款又落空矣。”
他感叹：“凡奉公守法之人往往吃亏，此现政府之所以不能受人爱戴也。”
从“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中“万一”一词即可知，竺可桢实也并没有下决心去法国，至于广州、台湾则从来没打算去。无论时局如何演变，他已选择留下。
日记透露去留真实心迹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接收上海，香港《大公报》报道了“竺可桢未去台湾”的消息。
1949年，在去留之间，竺可桢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从他当年的日记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至少有3个主要因素：一是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暴戾十分不满，并深感绝望；二他对浙大和学生的深厚感情，不愿离开。三是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积极争取。
他日记中的两段话基本上代表了他对国民党的评价。
5月26日他和友人谈及政局，“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廿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两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
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摘编自《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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