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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响彻云霄的国歌声，礼炮轰鸣，毛泽东庄严地按下升旗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上冉冉升起……
1．拆下“越南国旗”
开国大典在即，新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旗的确定和布置情况。
国旗是象征国家的旗帜。
国旗的式样、图案和使用办法，由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旗的式样、图案有其独特含义。我国“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左上方缀着五颗黄色五角星，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有人认识到了旗帜的作用，从而出现了旗帜的雏形。
那时，原始部落逐渐扩大，围猎、战争、联系都迫切需要一种信号和标志，他们就用树杆或长树枝绑上一个东西，作为一个部落的象征和对部落神灵的崇拜。
旗帜在古代，曾是城邦的标志。《周官·司常》中有“日月为常”的句子，疏：“天子之旗有日月星辰，诸侯旌旗无日月星。故有开龙降龙。”“旗五日、旗四日之区别，系爵秩、尊卑不同之徽帜。”《说文解字》上说：“旗，旗有众羚以令众也。”可见，旗帜在中国古代是册命诸侯、大夫的封物之一，是诸侯、大夫权力和封邑的象征。按爵秩高低，旗帜又分为不同的等级。
到近代，国旗成为国家的象征。它是指国家独立之后，作为国家或民族独立的一种标志。国旗是与一个国家的尊严紧紧连在一起的。
但是，临近开国大典的那个凌晨，要不是周恩来的博识和细心，国旗问题差点造成国际性的影响。
10月1日凌晨，又是一个通宵未合眼的周恩来敲开了值班室的门，想再了解一下开国大典的准备情况。
值班员一下愣了，瞪着一双迷迷蒙蒙的眼睛，一个问题都讲不清楚。
看到值班员这副神态，周恩来不禁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抓起电话直接打到天安门城楼，口气很严肃。
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
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是苏凡。他问了苏凡几句话，又在城楼上转了一圈，然后走下石阶，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远处观察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效果。
突然，周恩来问工作人员：“城楼上挂的哪国国旗？”
工作人员愣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周恩来说：“这成了越南国旗嘛，你们赶快去拆下来。”
原来，天安门城楼的正面休息厅用了八面镂空的大屏风装点门面。日本美术家肖野觉得原来的背景封建气味太明显，就设计出一套方案，把主席台背后的八面大屏风用大木框罩住其中六面，只留中间两面当门。大木框正中放一颗金色大五星，用20匹红布显出长方形光芒。
周恩来审查过这个设计方案，却没料到从远处眺望红布的光芒会融成一片。
当时背景布置好后，众人从近处看，连声称赞，没想到从远处看，因20匹红布的光太浓艳，给人的视觉效果是一片红光，像一片红布中央缀着一颗五星，成了一面越南国旗。
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是我的疏忽，不怪你们。”工作人员赶快跑上城楼，把木框拆了下来。
但是，当天报纸还按原来的样子作了报道：“城楼正中有巨大金星，下面烘托了巨幅红布褶成的光芒，红黄交织。”
事实上，这个红黄交织的方案已经遭到否决，城楼上的装饰也拆掉了。
由于周恩来的细心，避免了可能在国际上造成的不良影响。
2．征集国旗图案启事发出之后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等报刊，刊载了一则启事，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提出了有关原则和注意事项，并规定8月20日为截止日期。其中对国旗图案的要求是：（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这则启事从7月15日起刊登8天。国内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都纷纷转载。
国旗征集启事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机器隆隆的工厂、矿山到广阔的田野，从人流滚滚的都市到硝烟弥漫的前线，无数工人、农民、战士、教师……都在热烈地谈论着这则启事。得到征集国旗的消息后，许多人马上动手，着手设计构思。他们精心设计，反复思考，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标上详细的说明，通过各种方式寄到北平，寄到新政协筹备组。
他们把设计、绘制国旗图案当作一件无尚光荣而崇高的事情。
图案大多不大理想。但每一位应征者关注的是参与，以此方式表达自己对新中国无限热爱之情，而不完全在乎是否被选中。
在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们在阵地上、在战壕里、在枪炮声中，热烈地讨论着应征国旗和国徽的图样。有的战士高兴地说：“征求国旗图样的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戴上立功奖章，在国旗下照一张相。”
饱经枪林弹雨的老战士，还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描绘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好前景，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
有位战士不善言词，却把对新中国火一般的热情，悄然化为行动。他设计了一幅国旗图样，与一封家信放在一起。
他想打完这场战斗就把图样寄往北平。然而，战斗中，他的鲜血全部洒在了解放的热土上，贡献给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当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张来不及寄出的国旗图案……在海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热切地关注着祖国大地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黑暗的蒋家王朝覆灭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饱受欺凌和耻辱的侨胞们怎不欢欣鼓舞呢？
当他们得知祖国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国徽和国歌时，纷纷抱着深切的爱国之情，捧着中华民族子孙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构思出一幅幅国旗、国徽图案，谱写一首首国歌歌词。这一图案和歌词，从美洲、印尼、马来西亚、朝鲜……飞向解放了的北平。
这则为亿万民众所关注的启事，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一个月以来的一个重要成果。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6月18日，周恩来主持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旗！中国最早的国旗，是1900年清朝慈禧钦定的金龙旗。史载，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在同各帝国主义国家举行通商互派公使的外交谈判中，看到别国政府都悬挂国旗，认为中华帝国也应有一面国旗。于是，便向慈禧太后奏请制定中国国旗，得到慈禧太后的恩准。时隔不久，李鸿章便将画有虎、豹、狮、龙、麒麟、八卦等图像的国旗图案面呈慈德。经慈禧钦定，决定以金龙旗作为大清国的国旗，通称“黄龙旗”。图案中的龙是皇帝威严的象征，黄色则为满族的代表色。这种国旗最初为三角形，后改为长方形。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旗，它一直悬挂到清王朝灭亡。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采用横排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国旗，表示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共和。
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这就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这种青天白日旗，早在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时就指示陆皓东设计出来。白日象征光明，12道光芒代表12个时辰，光芒尖锋象征革命锐进。1905年，兴中会改名为同盟会，孙中山主张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加上红底，作为同盟会的标志。
红色象征革命。后来蒋介石掌握了中华民国的领导权，虽仍用青天白日旗，但他不仅没有革命，反而大肆屠杀革命志士，以至遗臭万年。
金龙旗和青天白日旗都被历史的尘沙掩埋了。
为中国拟制国旗图案，第六小组肩负重任。
第六小组组长是马叙伦先生。
第六小组副组长是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因叶剑英工作忙，增加沈雁冰（即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参加第6组的成员有马叙伦、叶剑英、张奚若、田汉、沈雁冰、郑振锋、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情、廖承志13人。
马叙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博学多才，对语言学、文学、书法都有研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敬仰毛泽东。
马叙伦，1885年4月27日生于浙江余杭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他4岁启蒙读《小学韵语》，14岁人“养正书塾”读书。1902年，因代学生鸣不平，触怒校方，被学校开除，随即到上海报界谋生。1911年，他赴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回国后在上海办《大共和日报》，任总编。从1921年起，他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宣传部部长等职。抗战时期他积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46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马叙伦为贫困所迫，困居上海。此期间，汤尔和任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曾派专人到沪请马叙伦出任北大校长，马叙伦一口回绝说：“我是为了抗日救国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国难当头，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混饭吃呢？”
1946年6月23日，马叙伦参加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的反内战示威游行，被推为赴南京请愿代表。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大打出手，马叙伦身受重伤，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当天，中共代表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同邓颖超、董必武深夜赴医院慰问。毛泽东和朱德特从延安致电马叙伦：“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竞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l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马叙伦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立即通电响应，并于11月27日离香港到东北解放区。
1949年北平解放。这年2月，马叙伦抵达北平。3月28日，他陪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北平西郊举行阅兵仪式。他激情满怀，当晚写诗抒怀。4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南京国民党当局开始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马叙伦、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对和平谈判的情况及今后的方针进行交谈。5月中旬，毛泽东又亲自邀请马叙伦商谈有关政协筹备、经济建设以及外交贸易等问题。马叙伦心情异常激动，提了许多宝贵意见。
博学多才的马叙伦，欣然挑起了第六小组组长的重担。
担任第六小组秘书的是彭光涵。
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之职后，彭光涵深感自己缺少国旗、国歌、国徽等方面的知识，压力很大，工作起来显得不顺手，弄得晚上睡不好觉。
生于1918年10月的彭光涵，广东陆丰县人。1928年，海陆丰革命失败时，他才10来岁，因受反动派屠杀的威胁，逃到南洋的马来亚。1935年，他参加共青团，1939年入党。曾任马来亚华侨救国会、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常委。1940年，他返回国内，1946年调往朝鲜做华侨工作。第二年调回东北哈尔滨工作。1949年，彭光涵调到中央统战部，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事务。
彭光涵为了解各国国旗、国徽图样和各国纪年，贪早摸黑，一头扎进当时北平各图书馆和大学，查索有关资料。
第六小组成员中有不少专家。彭光涵虚心向马叙伦、沈雁冰、田汉、郑振锋、梁思成等人请教，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指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彭光涵就掌握了有关国旗、国徽和纪年方面的许多知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彭光涵在他的文章中谈了五星红旗诞生的详细经过：1949年7月4日下午3时，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
为了加速小组工作和广泛听取全国人民对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会议决定：（一）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发出启事，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推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锋3人草拟征集条例呈送筹委会批准公布。
（二）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歌词、歌谱评选委员会；推选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锋、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8人组成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会议决定，上述两个委员会除由第六组成员参加外，还要请一些学识渊博的专家为委员，委托郭沫若、沈雁冰提出初步名单，由常委会作决定。
会后草拟的征集启事，经周恩来审批后，7月10日送新政协筹委会批准后刊发。
新中国将是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谁不关心它的诞生呢？
一幅幅图案、一首首歌词雪片般飞向北平。
短短一个月内，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稿件几千件，意见书24件。
至截止日，新政协筹委会共收到应征国旗稿件1920件，共有图案2992幅。
投稿者中既有高级干部、将军、著名艺术家、学者，也有普通军人、工人、农民、学生等，投稿遍及全国，还有一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来稿。这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对新中国的热烈拥护。国外华侨和未解放地区大多数是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的，个别的也有从未解放区经邮局邮寄的。其中有一件是用挂号信寄来的，信封上贴了国民党法币20万元的邮票。从这枚邮票就可看出国统区货币贬值的严重情况。大家都很新奇，纷纷传看这个信封。
征得的国旗图案大体可分为四类：
1.镰锤交叉（或称镰刀斧头）并加五角星。此类图案最多，开始赞成的人也多，如陈嘉庚先生就专门设计了中国式的镰刀斧头图案。他还说，中国有中国式的镰刀、斧头，不能因苏联用了，我们就不用。这是最好的代表工、农建国的图案，许多来稿都说了这个问题。
2．嘉禾齿轮代表工农联盟的图案。
3．以两色或三色的横条、竖条加镰刀、斧头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
4．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案，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并加一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等。这类图案数量不少。郭沫若、朱德总司令就设计过此类图案。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前三类不合国体，不能采用。较为可供参考挑选的只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又从中评选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为了评选时不带任何偏见，周总理指示把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型编成一册，每幅图案只编号，不写作者姓名。
3．“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脱颖而出
经过初评复选，38幅国旗图案闯过一关又一关。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复字一号”是红旗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复字三号”是中间加两条黄杠表示黄河、长江；“复字四号”是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最初，赞成选择“复字一号”、“复字四号”、“复字三号”为国旗图案的比较多，毛泽东也曾是“复字四号”的赞同者，但反对者的意见也很坚决，比如张治中。
新中国国旗的诞生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
8月5日下午，第六小组在北京饭店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由马叙伦主持。会议初步决定：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3位专家为顾问；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贺绿廷吕骥、姚锦新4位专家为顾问。为了便于协调工作，马叙伦参加两个初选委员会。8月22日上午，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列席者——画家吴作人。
在确定方案的过程中，讨论比较热烈的是8月24日举行的第六组第三次会议。
会议共16人参加，由马叙伦主持。一开始，翦伯赞就提议：“咱们把这些应征的样稿摆出来吧。”于是，与会者一齐动手，将一件件设计大样摆在地上，以便细加端详。
“我提个意见，旗上的星可以再大一些，成适当比例。星靠角好些，即使无风时也能看得见。”梁思成指着一个国旗设计方案说。
钱三强指着一个设计方案说：“国旗的标志要有显著特点，在哪里都能知道它代表中国。这个白地红星的旗，很容易和别国的相混。”
“蓝地白星怎么样？”郑振锋提议。
艾青建议：“白地红星好。”
“这个怎么样？”郭沫若拿出一个国旗图案，上有两个蓝条和星。
“蓝色要改一下。”马叙伦说。
“改黄色的好。”钱三强提出具体方案和理由：“我国的长江、黄河就是黄色的嘛。”
最后，马叙伦简短作结：“关于国旗，我们提了一些意见，也初步选了几面，还要进一步研究。国徽和国歌还要进一步讨论，常委会都定不下来，得等大会通过。”
9月14日，第六小组再次召开全体会议。
开始，马叙伦就转述了陈嘉庚的意见：“陈先生的意思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主张不用苏联的镰刀斧头，还亲自动手做了一个样式呢。我们把上次定的国旗图案送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看了看，研究后初步打算采用11号图案，后来又比较了下，觉得还是17号图案好一些。但发现这个图案有一条黄线把革命阶段截开了。于是，又将黄线改了一下。毛主席说，国旗上不一定要表示工农联盟，在国徽上也可以表明。”
这时，陈嘉庚神态认真地接过话说：“11号国旗图案1／3是白色，远看好像在下半旗。印尼也是白色国旗，稍远点就区分不出来了……毛主席的意见原则上是好的，在国旗上是否要表明工农联盟，黄色代表黄河，黄星是否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还是要考虑的。”
马叙伦接着说：“根据对第17号图案的讨论，星是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代表政权；黄线代表黄色人种，代表黄河，代表统一战线。”他又说：“对国旗图案，今天要做出决定，提交常委会。还要将讨论情况印成小册子发给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以第六小组成员为召集人。毛主席也认为，这样做比较好一些。”
“我们可以在中山公园搞一次国旗图案展览，让广大人民都可以看一看。”沈雁冰提议道。
李立三表示赞成这个意见：“沈先生的意见不错。但最好把国旗做成实际的样式好。我也选成17号图案。”这时，郑振择提出将11号方案作第二选择方案。马叙伦提议就两个方案当即付诸表决，结果11号方案4票，17号方案7票。即是说，国旗的设计方案将在两者当中选其一。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建议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提交报告。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元方案审查委员会名单，共55人。仍由马叙伦为召集人，彭光涵担任审查委员会秘书。
当日，彭光涵把复选出的38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取名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作为最急件送到新华印刷厂赶樱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认为干这活最光荣，连夜加班加点，印出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幅图上都编了号和草拟的简单说明，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表示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表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9月23日，大会分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大家比较倾向“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有人说：资产阶级怎么能进入社会主义呢？
9月26日下午，方案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元方案和争论的意见上报大会主席团。
9月26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邀请各方面人士。宴会后，毛泽东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团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向。正如同志们所说的，是比较好的图案。这时有一位民主人士站起来表示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但对说明中大星、小星的提法提出修改意见，理由是在上海有一种说法，大星是大老婆，小星是小老婆，所以提大星、小星不雅。毛主席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星的互相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国旗是不是就选这个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9月27日，新政协继续举行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国都、纪元、国旗、国歌方案。表决前，由枕雁冰作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
并将五星红旗在主席台上展开，大家热烈鼓掌，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各项提案。
此外，在国旗名称上略有讨论，决定将提案中的“红地五星旗”改称为“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图案的设计者是上海的曾联松。原设计图大五星中有镰刀斧头，经讨论删去。国旗制法说明，原稿说这个星对那个星，弄得很复杂。周总理要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重新写制图说明，使人看了就能制作标准国旗。制作说明由梁思成改写，经胡乔木修改后定稿。9月27日通过后，即向全国发出。
在征选国旗、国徽、国歌的过程中，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成立，马叙伦担任第一任教育部长。
4．张治中反对毛泽东对国旗图案的意见
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平均每组约五六十人。
每一个小组的讨论都十分热烈认真。
但是，各位代表对原筹备会第六小组挑选的国旗参考图案的看法和评价很不一致，选择的图案也很不一样。
开始，代表们比较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
随后，对左上方有一个大五角星的“复字一号”图案、中间加一条黄杠表黄河的“复字四号”和加两条黄杠表黄河、长江的“复字三号”图案，赞成的逐渐增多。但是，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当时南方一些地区还没解放，国旗上带有黄杠，就容易使人想到没有体现祖国统一。
新政协将在9月30日闭幕，意见又如此不一致，时间显得格外紧。
彭光涵很着急，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汇总起来，整理了一份请示报告，呈给周恩来。
9月23日晚，副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彭光涵正在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代表意见比较一致？”
彭光涵回答说：“一颗大五角星和一条黄杠的图案赞成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很坚决，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还很大。大家比较欣赏‘复字三十二号’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周恩来听了彭光涵的汇报，当即指示：“好，就按这个图案再画一幅大一点的，并做一面大旗，明天下午交给我。”
当晚，彭光涵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赶紧操办起来。
9月25日晚上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会。
在毛泽东主持这次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所。交谈中，张治中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么样？”
张治中明确回答说：“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一根‘金箍棒’干嘛？”
毛泽东听后，有点震惊，同时也觉得张治中说得很有道理。便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有不少人主张用这幅，也有其理由。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毛泽东对张治中的意见显然十分重视。
于是，9月26日晚上，毛泽东邀请各方面人士在勤政殿召开座谈会。
会上，等一些代表发言之后，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是想要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没有带着本国的特征，苏联的斧头镰刀，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接着，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泽东话音刚落，丰泽园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这时，陈嘉庚站起来发言，谈自己的感想：“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
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他与会代表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
9月26日下午3时，大会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经大家讨论，一致通过用“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做国旗，并提交大会主席团审核，再提交大会讨论。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表决前，将制作的五星红旗样品展挂在主席台中间。
看到这面红霞一般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代表们心里洋溢着兴奋和激动之情。
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会议进行的第四项内容获得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着中国人民大团结。
“复字三十二号”终于在众多的国旗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生共和国的象征。
5．他竟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经济工作者
开国大典后不久，在上海从事经济宣传工作的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来信：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旧币，约相当于今500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曾联松是“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的设计者。
人们往往会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者，一定是一位专门从事美术工作或绘画艺术的大师。然而，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经济工作者，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报道经济新闻。
曾联松作为一位长期从事经济宣传工作的人，怎么能设计出如此庄严的国旗呢？不少人曾带着这种疑问去问过他。对于诸如此类的提问，曾联松同志常常报以爽朗的一笑，有时还手执羊毫，先在一张纸上写下8个大字“丁年观礼，皓首萦怀”。然后，才津津有味地讲起他设计图案的那段往事。
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少年时代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况，毅然放弃自己的爱好，去攻读理工，立志走科学救国之路。但是，这种愿望，在旧中国根本无法实现。于是，他又发奋攻读经济。
曾联松是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当时他见祖国备受列强蹂躏，金瓯残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真是心急如焚。“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瑞安街头，宣传抵制日货，1935年，又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京“一二·九”运动的集会游行，并且在党的引导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过军阀割据、外侮侵略以及白色恐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挑起内乱，把中国人民投入到水深火热的深渊之中，对此，曾联松恨之入骨。所以，当解放战争接连取得了辉煌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他别提有多兴奋了！
征集国旗图案启事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登后，曾联松反复阅读，认真思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国旗，新中国的国旗，应该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炎黄子孙的骄傲！他决心投身到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
谈到当时的心情，他说：“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一经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因此，当我从7月份的报纸上读到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的通知之后，即埋头于设计之中。”他说：“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大上海的7月，酷暑的人。为设计国旗图案，曾联松夜以继日，挥汗如雨，伏案描摹，干得似痴如醉。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天空，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吗！
于是，一个闪亮的创意产生了：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像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着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成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闪闪，色简而庄严，并且还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祖国自有文字以来四千多年的文化，还联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来象征广大的人民。
接着，曾联松又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正中，小星环绕在大星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画，曾联松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天地那么广阔，金星灿灿，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正好与我国版图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
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了这样几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逐一罗列出来，未免过于仔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涵祖国疆土之意，旗面尽管有限，但联想是十分广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足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角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
长与宽：这里指比例关系，《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形，长宽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
椭圆形图案仅占旗面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
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调，构图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寓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映。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且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便有金光闪闪的感受。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委会。
9月27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着全国人民大团结。
曾联松有幸成为国旗的设计人，这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啊！
当然，“复字三十二号”图案与我们今天的国旗还是有些不同的，最主要的是去掉了原稿大五星中的镰刀斧头。
11月15日，新华社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说明了国旗图案的意义：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旗面为什么是红色的？旗上的五颗五角星代表什么？为什么星是黄色的？四颗小五角星为什么有一个角尖正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着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曾联松手捧刊有国旗决议的上海市《解放日报》，心潮起伏，热泪盈眶。
这天《解放日报》上，还套红刊印着正式通过的五星红旗图案。
曾联松的心愿实现了。
这也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多少年来，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共产党人，为着争取民族的解放、劳苦大众的生存自由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五星红旗就是用他们的鲜血染红的，是用他们的光辉业绩织就的。
翌年国庆，曾联松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建国30周年时，他再次应邀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想起这些，他说：“五星红旗是无数志士仁人、革命战士一百多年浴血奋斗的伟大成果，而我仅仅表达一点心意，国家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作为国旗图案的设计者，他先后当选上海市一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政协常委。
50年来，五星红旗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祖国各族儿女，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无数先烈和仁人志士用鲜血染成的五星红旗；用对祖国的竭诚贡献，为五星红旗增光添彩。
50年来，亿万中国人民用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行为，赋予五星红旗以新的生命力和不朽的内容。
6．新中国国旗诞生了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旗、国歌等问题进行表决。
代表们举手和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图案，大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
此时，天安门广场上，22．5米的国旗杆已经高高竖起。为保证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国旗的缝制必须加紧。
据宋树信回忆，北平解放后，党派他到国营永茂实业公司工作。9月29日上午，经理交给他一项紧急任务——缝制一面开国大典上用的长5米、宽3米多的特大五星红旗。
宋树信先在公司里找到做旗面用的红布和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做五星的黄缎子。他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布店，都没有找到。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到位于前门外的全市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向几位老职工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忙翻翻库存。他们一听事关重大，便一起去找，两个小时后，交给宋树信一卷3米多长的黄缎子。宋树信抱上黄缎子直奔西单的一家缝纫社。当他把布交给缝纫社时，才发现黄缎子只有一市尺多宽，做最大的五角星根本不够。后来，经上级同意，缝纫社的同志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接了一个尖，拼接后不细看就看不出来。
根据国旗杆的高度，国旗的尺寸定为长5米、宽3．3米。
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重任，落到了缝纫社女工赵文瑞身上。
刚从家庭妇女成为工人的赵文瑞，双手接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夺眶而出。她按照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说明，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贴在红绸的正反两面，五角比齐对正，一针一线地缝制。长长的彩线，精细的针脚，缝进了赵文瑞对新生活的向往，缝进了赵文瑞对新中国的热爱。
9月30日下午，赵文瑞缝制成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了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送到了毛主席面前。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了全世界所瞩目的焦点，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
开国大典升国旗时，林治远奉命站在毛主席身旁协助升旗。
升旗电钮设置在一个三脚架上，林治远经工作人员指点，把三脚架放在毛主席将要站立的地方。
接受前一天晚上的教训，为防止意外，经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林治远还安排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准备万一毛主席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止，就立刻切断电源。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时整，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这句话有明显缺陷，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
毛泽东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那双指挥百万雄狮的巨手，按动了电钮。
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升到天安门上空，在22．5米高的白色铁杆上高高飘扬，在新中国的首都上空高高飘扬。
这面傲然飞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蓝天之上的五星红旗，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推翻了沉重地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真正获得了独立、自由、解放的不朽历史记录。
此时，亲手缝制这面五星红旗的普通女工赵文瑞就站在国旗杆下。目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她不禁热泪盈眶。
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载了新华社记者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
见报前，分管新华社的胡乔木审看了这篇报道。当他看到有关升旗部分内容时说：“电钮升旗的那句，要加上一根电线连着的细节，否则虽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40年前的中国百姓，还有不少人相信神灵。本来就流传着解放军能飞檐走壁、神仙保佑之类的故事。如果再亲眼见到毛主席远离旗杆竟能把国旗升起来，那又不知道要编出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来。因此，胡乔木觉得，还是应该不嫌累赘，写细一些，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是用电线连着的。
于是，《人民日报》便有了这样的特别报道：“毛主席亲自按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这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
7．展示大国雄风的升旗仪式
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每天跟随太阳，朝升幕降。
今天，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已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
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具有特定的内容与意义：旗面为红色，象征着革命。左上方缀着五颗黄色五角星；一星较大，居左；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尖角正对大星的中心点。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五角星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人民所包括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五颗五角星的相互关系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民对党的衷心拥护。五星位于旗面的左上方，似闪闪星辰居高临下，金碧交辉，映照大地，江天辽阔，山河壮丽。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简洁而不单调，雍容而有气势，明朗而不萧疏。
五星红旗旗面用红色、星用黄色还具有如下象征意义：旗面为红色，象征着革命。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儿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星呈黄色，还表达了我们是黄种人的特征；黄色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且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看到黄色的五角星，使人顿起金光闪闪的联想和感受。
但是，由于对国旗内容、意义的宣传和升旗仪式一度重视不够，国旗意识在一部分群众中曾经淡漠。
在50年代和60年代，广场上的升旗任务是由历史博物馆的几名供电工人承担的。早晨，有的值班人员，肩扛国旗，散散漫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漫不经心地将国旗升起；夕阳西下，降下国旗，随便一卷，收起扛走。有时，值班的睡过了头，太阳已升得老高，他们才将国旗升起；有时夜幕降临很久，才将国旗降下；有时升降国旗的值班员，身上满是油污或衣冠不整，显得极不庄重。特别是升降国旗时，不少行人如同看热闹一样，或依或靠，若无其事。国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象征的意识在一些人心中渐渐淡漠了。
1969年冬季，不少群众对国旗升降提出意见，国旗表示国家的尊严，国旗升降是严肃的事情，应该规范国旗升降仪式。在群众的呼声中，国旗的升降任务被移交给执行天安门地区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某部官兵。但也仅仅是一人扛旗，一人护卫，升降国旗虽有了固定的时间，但仍难显示泱泱大国的雄风。诚然，从不正规到正规，需有一个过程，国旗法的出台也是一样。我国早在1954年、1957年和1982年公布的宪法中，都对国旗的制作和使用做过一些零碎规定。1989年3月份开始，由国务院法制局组织起草了《国旗法（议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反复修改，1990年6月28日终于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关于惩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
从国旗的诞生到国旗的立法，经过了四十多年漫长的岁月，终于迈出了一大步。
从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庄严到极其庄严隆重，国旗升降仪式的改革，也经历了较长时间。1982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天安门守护国旗任务由北京卫戍区移交武警部队。武警部队获得这一特殊任务之后，很快就组建了国旗班，开始酝酿规范的升旗仪式方案。时间不长，一个简洁、庄重的仪式产生了：三名身穿司礼服的战士，由中间一名扛旗，两名战士护旗，一同前进。为了表现祖国与日月同辉的意思，每天让国旗与太阳同时升起和降落。根据多方提供的资料测算，太阳从跃出地平线到完全升起的时间为2分零7秒。所以，国旗从地面升至旗杆顶用这一时间长度。经多次调试后的升旗机关，恰好使两个时间吻合。
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时间，是由北京天文台的天体力学专家林亨专门计算的。
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的地平线相切时，为升旗时间；傍晚，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保持水平时为降旗时间。季节不同，国旗的升降时间也有所差异。每年1月11日至6月6日，升旗时间由早晨7时36分逐渐提前到凌晨4时46分，平均每天的升旗时间依次提前约一分钟。6月22日至12月30日，升旗时间，由4时46分逐渐推迟到7时36分，升旗时间平均每天推迟52秒钟。12月31日至1月10日之间与6月7日至6月21日之间，每天升旗时间分别为恒定的7时36分与4时46分。
国旗的降旗时间同样也分为逐渐推迟或提前的两个阶段。
担任升旗的武警战士严格掌握这些时间，不论风起雨落，不论飞雪飘舞，三名武警战士总是准时从天安门城楼拱形大门气宇轩昂地走出，在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下让国旗伴着朝阳升起。
这样的升旗仪式一直采用了近8年时间。1986年中央电视台还将天安门的国旗升旗仪式作为电视节目的片头。
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社会各界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旗升降仪式的呼声日趋强烈。北京市市政府十分重视群众的意见，新的国旗升降仪式的确定开始在各有关部门展开讨论。
从1989年起，北京市市委、市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经过认真规划论证，于1990年3月首先对国旗杆和基座进行改造，旗杆由原来的22．5米增加到33米，使国旗飘得更高，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映成辉，显得更加协调，旗杆由不锈钢制成，阳光下银光闪烁。基座周围有56个铜制隔离栏杆，用钢链连在一起，象征着我们国家56个民族手拉手，紧紧地团结在国旗下。里面一层有四块绿草坪，四块草坪四季长青，象征着我们祖国欣欣向荣。草坪里面一层是褐红色大理石石带，象征着我们祖国江山万代红，大理石里面一层是汉白玉栏杆和汉白玉基座平台，象征着我们祖国洁白无瑕和纯洁高尚。基座四面开口，都是三级汉白玉台阶，象征着我们祖国的改革开放，国旗旗杆顶端的金黄色小圆球，能保持20年不变色，它是我们祖国光明前程的象征，同时也是我们炎黄子孙的象征。
在进行国旗杆和国旗基座改造的同时，北京市市委、市政府把新的国旗升降仪式提到议事日程。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和武警北京总队承担这项任务，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于定，广场处处长赵凤浚武警北京总队参谋长刘红军、内卫处副处长胡广才、参谋何跃等人组成了方案起草小组，他们找来历史上各个时期国外的资料，以极大的热情展开了工作。
1990年3月初，方案起草小组在充分吸取外国精华部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根据天安门广场国旗存放位置和新的旗杆路线和地形，写出了《关于改进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仪式的初步设想》第一稿。同时绘制了三幅程序示意图。该方案对指导思想、仪式规模及时间划分、着装及携带何种武器、具体实施程序等四个方面作了详尽阐述。方案出台当天，送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按计划，从199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的国旗升降仪式。3月13日，直接担负升降旗仪式的武警北京总队发布命令。
在几万名官兵中挑选思想品德好、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军事技术过硬、身高1．75米以上1．85米以下的优秀士兵，并将十几人的国旗班改编成40人左右的国旗护卫队，按中队建制。解放军总后勤部京内外各大仓库向武警北京总队敞开大门，由他们挑选出最好的武装带；西安某军械仓库为他们准备了崭新的枪支；山西某军工厂送来了漂亮的金色锦缎缓带。
l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新改建的旗杆基座正式启用。
国旗伴着一轮红日升起来，升起来。
国旗与太阳同辉，这是多么美妙壮丽的象征！
开国大典上，由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珍贵的纪念意义，现被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摘自《开国大典6小时--大典背后的秘闻》 的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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