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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细行津身，不以细行取人。--魏源
杨绛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学者，也是中国文化型母亲中的典范。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也放射着学人超凡脱俗的精神光华。她质朴的母爱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了女儿钱瑗的一生。
杨绛出生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杨荫杭和母亲都是文化积淀深厚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女性的气质在母亲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她很少出头露面，甘于做一个贤妻良母，为丈夫孩子忙里忙外。因此杨绛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非常和谐和温馨的家庭里。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时，她的母校振华女中校长为她争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打算送她赴美深造。在那个以出国留学为风光的年代里，杨绛却选择了在中国深造。用她的话说，穷人家的孩子留学等于送出去做"人质"，好比给外国的强盗捉了去，由人勒索。
1932年春，杨绛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专业。在那里，她结识了外文系的高材生钱钟书，并情定终生。1935年夏天，杨绛和钱钟书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久，杨绛和丈夫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她生下了女儿钱瑗。第二年她和丈夫携女儿回到国内。
杨绛和钱钟书都是对生活和学术怀有虔诚态度的学者，这使得他们的家庭生活既安静又温馨。据杨绛在文章中透露，尽管他们家生活负担很重，未必有好吃好穿，但常有家庭情景戏剧，一家人其乐融融。女儿钱瑗很小的时候，钱钟书为了逗她玩，每天临睡前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害得女儿阿圆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女儿长大一些时，钱钟书又时常开玩笑逗她。他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开始写《百合心》时，开头写到一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钱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钱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游戏。
杨绛性情温和，平易近人，以一种包容的爱心呵护惟一的女儿。她崇尚一种自然的爱和教育。她甚至从没有给女儿规划过未来，也很少向女儿提要求。但她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女儿。她希望女儿做有道德和治学严谨的人，不图慕虚荣。杨绛的做人和治学态度给了女儿钱瑗很大的影响，使得钱瑗从小到大，无论在读书还是为人上都一直受到称道。
尽管杨绛性情温和，待人宽厚，但她在淫威下也绝不软弱。1970年，杨绛的女婿王得一因军宣队批斗迫害而自杀了。一个月后，杨绛怀着悲痛的心情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1972年3月才回北京。1972年12月，杨绛先生请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而造反派女子定要先为她洗，女儿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造反派女子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了她一耳光。身材瘦弱的杨绛出于母亲的本能，忍无可忍地冲上去还击，钱瑗拦也拦不住。这时两个恼羞成怒的造反派抓住她的肩膀和衣领，把她又提得高高的再摔下，不知跌摔了多少次。愤怒的杨绛抓住靠着嘴边的造反派的指头就咬，结果被革命女子一棍打倒在地。这大概是杨绛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出手伤人。
"文革"结束后，钱钟书杨绛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光阴，钱钟书夫妇俩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终日沉入自己的学问事业。
杨绛跟钱钟书一样，都是书迷。她曾把读书比成"串门儿"。她说："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
女儿钱瑗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副主任，还兼任英语文学系的教授。1990年春，身为教授的钱瑗来到英国新堡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住在拥挤的学生宿舍里，生活算是比较艰苦的，但她毫无怨言。有时英国学生还把各自的男女朋友叫到宿舍喝酒或放摇滚音乐，喜欢安静的钱瑗很大度地接受了他们。
钱瑗主要研究的是英语文体学，介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当时国内对此还比较陌生。钱瑗为让学生既能学到知识，又能提高兴趣，利用在国外的半年，花了大量的时间收集有趣的实例，以丰富她的英文著作《实用英语文体学》。
钱瑗深知在国外学习进修机会的宝贵，充分利用时间。每天都要到图书馆查阅、复印资料，或是与大学里的教授、学者讨论具体问题，甚至参加系里的教务会议，以便深入了解英国大学的教学与管理体系及方式。当她看到某些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心里很不安。她曾主动帮助一位在新堡进修的国内某大学的讲师收集资料，并每周两次给她开课，讲语言学的一些基础知识，使得这位教师回国一年后被提升为副教授。
钱瑗回国前，把收集的各种资料整理好。其中许多是她用自己节省的生活费为北师大外语系购买的图书，但因实在太多，只好花钱邮寄一批，可还是超出随机托运行李的重量限制，最后还是打电话给伦敦大使馆教育处的人士才给解决了。
钱瑗把在伦敦省下来的钱除了购买书籍资料，只给母亲买了一个厨房做饭用的计时器，给父亲带了一个点煤气用的点火机。
钱瑗的坦荡做人和严谨治学精神深受其母的影响，这使她成长为中国新一代的学者。1997年，钱瑗患癌症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三年后与杨绛相濡以沫的钱钟书也仙逝。
现已90高龄的杨绛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还在翻译柏拉图的对话录之一《斐多》。对于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她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不够好，女儿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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