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重立功甚于立言,两者兼具的读书人,或文以人重,或人以文重,却未必是自己的选择。 中国古人对历史人物的地位,有一评价次序,主张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最后立言。所以《史记》中列传的首篇是《伯夷传》,讲述伯夷和他的弟弟叔齐的故事。两人反对周武王以方伯的身份领兵攻打其君主商纣王,到周武王灭商而成为君主后,他们遂不食周粟而饿死。这样在事功上没有多少表现之人,仍可因其人格力量体现的意义而纳入历史记载,并领衔《史记》之列传,可知古代的历史意义,不尽取决于事功。历史记忆的重要,体现在《易经》所说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不过,“德”既有跨越时空的通达一面,往往又是与时俱进、随地而异的。能历久不衰而长传的道德典范不多,因“立德”而青史留名的例子也很少。加以中国历代皇帝都想要作之君作之师,所以士人自然也多朝立功立言的方向努力。大体上,真能两者兼具的读书人,重立功仍胜于立言。 吴稚晖曾论历史人物说,“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简言之,司马迁和苏轼,更多是人以文重;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其事功足以传世,其立言方面的卓绝,便不起决定作用。 吴氏一生历经求学、革命、为官、著书,立功亦复立言。观其于历史人物的见解,大致本乎立功、立言次序的古训,揭示出向以反传统自居的他,在安身立命处也深受传统浸润。复因其阅历丰富,老于江湖,故论事论人,眼光老辣,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 与吴稚晖关系不错的胡适,少时不仅有意“立功”,且也有“立言”之意,留学时即拟在诗文上下功夫。而其安徽同乡梅光迪,则希望胡适像韩愈、欧阳修一样不“以文士自居”。梅先生甚至说,“文以人重。文信国、岳忠武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若事功不足甚至“大节有亏”者,其当世文名虽盛,却难为后人所记忆。故希望胡适“抱定为学之旨,读尽有用之书,而通其意,将来学问经济,必有可观’。只要坚持“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 立功与立言之间那种略带竞争的紧张,虽近代新人物亦不能免。史家蒋廷黻出身教会学校,又是留学生,然“上进”之心不弱。北伐后他曾以清华教授身份晋见外交部长,在办公室外静候数小时,而其兴不衰(若是他的清华同事陈寅恪,必早已拂袖而去)。据毛子水说,蒋氏晚年时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没直接回答,反问李济:“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司马迁和张骞的知名度,在不同的人中间是不同的。也不知道蒋氏心中究竟倾向于何人。或许他自己也是犹疑的,但他的选择是明确的——他不重快乐,而希望知道他的人多。从蒋氏的后半生看,他更多已弃司马迁而就张骞。不过,今日大家记得的蒋廷黻,恰是他或不看重的史作;而他曾向往的事功,则久已淡出我们的历史记忆。一个期望文以人重的人,最后仍不出人以文重之类,或许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吊诡?(文字有删改) 1.下列关于文中“文”与“人”的关系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既重立功又重立言的读书人,最终会以“文”还是“人”而被世人看重,往往不以他们的选择为转移。 B.在王安石身上,“人”足以传世,“文”也堪称卓绝,但他名留青史的原因中,“人”的作用远大于“文”的作用。 C.“人”和“文”表现出的略带竞争的紧张关系,不仅体现在古人身上,就是那些近代新人物也难以摆脱。 D.在作者看来,创造历史是为“人”,写历史是为“文”,前者所获得的精神上的快乐当然要比后者多一些。 2.下列能证明“真能两者兼具的读书人,重立功仍胜于立言”这一观点的一项是( ) A.伯夷和他的弟弟叔齐因其人格力量体现的意义而被纳入历史记载,并领衔《史记》之列传。 B.吴稚晖评论历史人物认为,司马迁靠一部《史记》,苏轼凭借诗文集而扬名立万,更多的是人以文重。 C.吴稚晖一生立功亦复立言,因其阅历丰富,老于江湖,故论事论人,眼光老辣,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 D.史家蒋廷黻出身教会学校,又是留学生,然“上进”之心不弱;他的后半生更是弃司马迁而就张骞。 3.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德”既有跨越时空的通达一面,往往又是与时俱进、随地而异的,因此能历久不衰而长传的道德典范不多。 B.最终的结果是“文以人重”还是“人以文重”往往取决于当事人“重立功”还是“重立言”的主观愿望,也受制于史学家的解读。 C.梅光迪认为,若事功不足甚至“大节有亏”者,其当世文名虽盛,却难为后人所记忆。他的观点很好地诠释了“文以人重”的观点。 D.蒋廷黻属于那种可以牺牲快乐、期望创造历史的人,与他的清华同事陈寅恪有着不同的人生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