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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 2008是何颜色

[db:作者]  2009-01-09 18:00:00  互联网教育报

  翻译家傅雷   漫画:你的就是我的   漫画:学术批评 李零教授

一石 编撰 

  在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中国学术也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他们要摒弃浮躁,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然而道路是漫长的,2008年的中国学术,在表层的平稳发展之下,却涌动着暗流。我们回顾2008年中国的学术状态,就是为了激浊扬清,提醒人们学术应承担的使命……——编者

 关键词:中国语言

  阐释:大部分“中国语言”接近濒危

  事件回放:

  2008年1月,中国第一部大型语言国情学术专著《中国的语言》面世。它第一次面向世界公布了中国语言的整体状况:中国56个民族共有129种语言。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360万字,共有90多位学者参与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已有10位学者先后过世。在该书所展示的129种语言中,40多种语言为第一次公布,其中相当部分语言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个别语言在研究资料公布之际,已经完全丧失交际功能。

  在中国,为什么56个民族会有129种语言?《中国的语言》主编孙宏开教授说,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基本上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不少民族还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有一些少数民族除了使用母语以外,还使用另外一种或几种语言。像蒙古族主要使用蒙古语,但云南的蒙古族还使用卡卓语,新疆的蒙古族则使用图瓦语。

  很少有人知道,汉族作为人数最多的民族,虽说主要使用汉语,但还有一些汉族人在说临高语、标话、村语、茶洞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专家解释说,有一些讲少数民族语言的居民,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他们自报为汉族,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说,海南岛临高县有50多万的临高人,他们自己报的是汉族,但是使用的语言却是少数民族语言,它跟侗台语族的语言比较接近,如与壮族、布依族、傣族、毛南族、水族等民族使用的语言较为相似,属于同一个语族。

  有语言学家估计,到本世纪末,全世界6000种语言中90%将可能消失,大部分语言的交际功能将陆续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通用语言。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目前,国内有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处于消亡的边缘。使用人口最少的语言是木佬语,现在只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会说。

  一个民族的知识保留在语言里。在少数民族口语中间,保留了大量的口碑文学,包括故事、歌谣、传说、诗歌、谜语等,这些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大部分口碑文学没有文字,因此需要语言工作者深入地进行田野调查,把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逐渐记录下来,抢救文化遗产已经刻不容缓。

  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对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透露:“国务院即将立项,开展新一轮对中国语言的全面普查,以便更好地掌握、发展和保护中国的语言资源。”  

  点评:语言的多样性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保护语言就是保护我们的根基。

 

  关键词:学术批评

  阐释:教授网称“做回畜生”

  事件回放:

  2008年2月,因自认遭到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的恶意批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季广茂在自己的博客上作出激烈回应,宣称要“做回畜生”,指斥批评者为“屁眼教授”,并连续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近10篇文章予以攻击。

  季广茂和钟华的纠葛始于2007年年底。2007年第11期的国家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登了钟华12000字的长文《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文章从7个方面批评了季广茂2005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一书,并举例说,通观全书也找不到作者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或解释。

  2007年12月5日,季广茂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出帖子《做回畜生》,文中称“这回有当一当畜生的必要,因为见过无知的,没有见过这么无知的……所以放下身段,做回畜生,未尝不可。何况,偶尔做回畜生,也不失为人生的调剂。”随后,季广茂陆续在博客上发表了《昏话连篇·臭气熏天》、《患上脑便秘,难免满纸都是屁》等近10篇文章,这些文章多是批评钟华的著作《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几乎所有文章中都有辱骂的内容。季广茂还认为,自己书中已多次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其间,有网友将季广茂的文章转贴到凯迪社区,而钟华也就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回应。

  对于此事,《文艺研究》主编方宁认为,该期刊愿意给批评者和被批评者提供理性的批评平台。批评与反批评享有平等的权利,当事者应以合乎文明与道德的方式展开讨论。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则认为,“这位心智失控的教授”,不仅表现出对批评者的疯狂仇恨,而且表现出极度的语言恋污癖,用他的污言秽语将其博客变成了一个没有清污功能的化粪池。(《中华读书报》刊载《教授岂可“做回畜生”?》)

  此事折射出学术界进行学术批评之难。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所说,现在的学术批评难以展开,其原因十分复杂。首先,是大家对于学术和通过学术争论来推进学术的繁荣没有真正的兴趣;其次,学者把相互之间的人际关系看得高于学术探讨;再其次,学者之间师生关系、师兄弟等各种关系有小集团、小圈子的倾向,经常沦于党同伐异,甚至一些标榜学术规范的人都会这样;最后,现在拿大项目的人都有行政职务,人们批评之前必须考虑这一点。可以说,主要是学术之外的因素制约了真正的学术批评。  

  点评: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中国学术批评何去何从呢?

 

   关键词:简化字

  阐释:评论家建议废除简化字

  事件回放:

  2008年3月,在进入简化字时代多年之后,一场关于是否要废除简化字的讨论在网络上激烈展开。缘起是文学评论家王干一篇名为《五十年内,废除简化字如何》的博客,不过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废除简化字是不可能的。

  在这篇文章中,王干从5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他认为简化字存在的理论基础已经不存在,当初推行简化字是为汉字拼音化道路作铺垫,如今已证明拼音化走不通;其次,他说当初提出使用简化字是从实用角度来讲,如今随着电脑的普及,书写汉字的几率大大降低。此外,王干称简化字给古典文化典籍也带来了伤害,而废除简化字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一,因为台湾、海外的很多华人至今仍使用非简化字。王干同时也强调,自己并不主张立即废除简化字,因为简化字至少影响了近三代人,一下子恢复繁体字会带来一定混乱,所以应慢慢废除。

  对于王干的建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称在不清楚其具体内容之前不便于评论,但废除简化字是不可能的,文字发展有其自然规律,简化字是趋势,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法规也有明确规定。

  同时,对于王干在博客里提出的建议,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称也有不能完全赞同的地方。

  他首先表示,王干所说的当初创立简化字是为汉字拼音化道路作铺垫的说法是错误的,汉字简化与拼音化没有关系。陆俭明说,汉字从甲骨文到现在的楷书,总的发展趋势是趋向简单,解放初期实行汉字简化,一方面是继承前人工作,因为汉字简化从清末就有人主张了,另外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时的文盲很多,急需扫盲,汉字简化有利于此。陆俭明认为,在趋势就简的前提下,没有再变回繁体的必要,具体到一些个别字可能需要调整。比如王干提到的两岸交流等问题,陆俭明认为可以实行“识繁写简”的方案,即认识繁体字使用简体字。

  另一位专家、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郑张尚芳说,建议废除简化字的说法比较极端化,简化字的确有缺点,但并非不能更正。对于那些有与其相对应的简体字的汉字,简化字的使用更方便,应该提倡,需要修改的是同音代替的简化字。比如后来和皇后的两个“后”字,在繁体字中不是一个字,现在合并成一个字,在古文中提到“后书”就不明白到底是皇后书还是什么。只要把这批字改回繁体字,就把简化字的最大缺陷纠正过来了。郑张尚芳估计这批异体字大概有100余个。  

  点评:文字简化的问题,我们走过弯路,好在及时更正过来。现在,废除简化字恐怕也不是谁一时冲动就能完成的事。

 

  关键词:传统文化

  阐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事件回放:

  2008年4月,在三联书店二层举行的“我们的经典”读书会上,北京大学学者李零认为,孔子不是软实力,老子也不是软实力,传统文化不能救中国。在发言中,李零表示要给当下的传统文化热泼冷水,让大家冷静。

  李零认为,传统文化热、孔子热寄托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大家希望扩大影响,让世界上的人更多地了解中国,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心情被煽情蛊惑从而发展到狂热,则适得其反,已经走到了反面。孔子热、传统节日热、传统服装热、祭拜炎黄热等看来全都是病。是病就要去医院看,可是有些热衷于这些“热”的人却说是好事。“我说不是,这不是爱中国,而是害中国。而且不客气地说,大师比普通的布道者更要负责任。历史告诉我们,愚民从来不是好事”。说到当下的文化现象,李零表示,官员、商人请文化人出谋划策搞规划,借文化说事圈地圈钱可不是一两个例子,至少有几千个例子,每项投资都数目惊人,加起来更是吓死人。中国有多少真正的古迹古物没钱抢救和保护,中国有多少老百姓还吃不饱、穿不暖,亟待脱贫和解困,这样劳民伤财是何居心?在当今这股风潮中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文化的背后主要还是钱,有钱就有鬼来推磨。劳民伤财且不说,最糟的是败坏中国的形象,他本人对此坚决反对。

  无独有偶,2008年5月9日,在厦门举行的“鲁迅·新文化传统·当代文艺”研讨会上,与会的文学界人士批评了当下过度的“国学热”和“传统热”,认为在现今中国和文学界,要延伸新文化传统和鲁迅的“拿来主义”。

  这次研讨会由北京市文联、厦门大学文学院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共同举办。王富仁、郜元宝、徐坤等人认为,当代文学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目前又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急速推进,这时社会出现了“传统热”,面对这种现实,文学界应该重新回顾“五四”。吴俊、张颐武、张柠、叶培贵等人也表示,新文化传统正需要被改写或续写。他们批评了当下一些打着“传统”旗号、不分精华糟粕统统回归的现象。同样,很多与会者表示,文学界同样需要重提新文学传统,要在“国学热”、“传统热”不断升温的今天,认真讨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等的关系。  

  点评:不仅是传统文化,什么东西一“过热”都是有问题的。

 

  关键词:学者辞世

  阐释:上海三位重量级学者先后辞世

  事件回放:

  2008年5月前后,上海学术界3位重量级学者先后辞世,他们是贾植芳、王元化和蔡尚思。

  2008年4月24日,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先生去世,享年92岁。贾植芳,1916年生,山西襄汾人。1932年到北平上高中,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1936年出狱后流亡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抗战爆发后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工作。1945年被日伪徐州警察局逮捕,日本投降后出狱。1946年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编。1947年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1948年出狱后以著译为生。1952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长达11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80年得以平反。著有《劫后文存》、《狱里狱外》、《雕虫杂技》、《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我的朋友们》、《余年笔墨》等。

  贾植芳的一生充满苦难传奇,20世纪中华民族的几场浩劫他都赶上了。他自己说:“每当中国历史发生震动的时候,我总在监狱里。”和许多同时代的著名文化学者一样,贾植芳留给后人的遗产还有知识分子的铿锵风骨。他没有趋炎附势,没有因一次次磨难而迷失自我。

  2008年5月9日,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因肺癌抢救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王元化,号清园,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1983年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著有论文集《向着真实》、《文学沉思录》、《文心雕龙创作论》、《清园夜读》、《读莎士比亚》等。

  王元化是中国著名思想家,早年深受鲁迅的影响,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文学生涯,信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对当代中国诸多重大思想问题,均有论著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2008年5月20日,复旦大学著名学者、历史学家蔡尚思同志因病逝世,享年104岁。蔡尚思1905年出生于福建德化,历任华中、沪江、光华、东吴等大学及无锡国专等7所院校教授,沪江、复旦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委员、校长顾问等诸多职务。

  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书时,王国维曾称赞他的文章“具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欲言,甚为欣喜”。梁启超在写给他的信中说:“大稿略读,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言,勉旃勉旃。”1930年,经蔡元培介绍入复旦大学从事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

  蔡尚思先生平生治学,以古典文学为基础,以史哲结合为专业,以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为重点,成就卓著,著作等身。他的系列著作《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国文化史要论》、《孔子思想体系》、《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等,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点评:一声长叹!老学者们离开了,但希望他们的精神能传承下去!我们能吗?

  关键词:经济学

  阐释:警惕“独尊经济学家”的思潮

  事件回放:

  2008年8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学者陈平原在其“人文学的魅力与困境”的演讲中认为,人文学者应该站出来,告诫社会应当警惕“独尊经济学家”的思潮。

  陈平原认为,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社会科学专家,特别是经济学家,越来越自信,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即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省市,每次重大决策,确实都会倾听专家们的意见。这些专家,10个里面,大概有8个是经济学家,再加上两个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没有一个是人文学者。人文学者基本上淡出了国家决策的咨询圈子,不会有哪位领导愿意听一个哲学家或者文学家、史学家,谈论中国到底应该往哪儿走。

  最近,某著名的经济学家建议打开秦始皇陵。他说,秦始皇陵打开以后,每年可以

  接待游客500万人次,每个人收费500元,就是25亿人民币。这种纯粹以金钱来计算的思路,特别符合行政官员的胃口。所以,经济学家的话,最能够被行政官员接受。而文学家的话、史学家的话,不够明确,没有数字,故不被某些官员认可。

  在某大学经济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院长发表演讲:“同学们,今天我来学校,开的是一辆宝马,我车子后备箱里的现金,还可以再买一辆宝马。诸位毕业两年后,希望你们都开着宝马来见我。”话音刚落,大家拼命鼓掌。

  有的经济学家的社会形象并不好,而他们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却很大,这两者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人文学者应该站出来,抵制这种“独尊经济学家”的思想潮流。

  陈平原认为在一个正常社会,大学校园里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致力于树立精神的标杆,一贯坚持自我的理念;有的人则应更多地考虑现实性与可操作性,努力让社会正常运转。这两种人各有其价值,而且在社会中达成一种默契,这样,社会才能够正常运转。假如你想以某一学科的趣味,甚至某种经济模式来影响、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点评:如同世界上没有万能药,经济学同样不是万能的。“罢黜百家,独尊经济学”,虽然没到那个份儿上,但已现出了影子。

 

  关键词:四书

  阐释:“四书”成清华必修课

  事件回放:

  2008年9月,开学伊始,“四书”成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实验班本科生必修课中的内容。开课教授彭林表示,这种尝试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本民族文化经典,背诵“四书”有可能作为考试的内容之一。

  彭林认为,现在不少毕业的博士都没有读过“四书”,而解放前,有人能够背诵“十三经”,学文史哲的学生如果连“四书”都没有读过是很不好的。

  “四书”是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实验班本科生的必修课,每周有4个课时,讲课时间为一小时,学生课时合格后一般能获得4个学分。彭林说:“我要求学生逐字逐句阅读,并能把四书全部背诵。经过这样较为系统的学习,同学们就会基本具备阅读古籍的能力。虽然以前我们都说朱熹的注解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但是朱熹的注解流传了六百年,他吸收了前人的优点。因此,我将以朱熹的注解为主进行讲解,同时也会告诉学生汉唐人怎么理解。我们主要是了解经典本身,而不会像南怀瑾、于丹那样来讲。”

  对于讲课教师的做法,清华大学历史系一位在读研究生认为,让本科生来背诵“四书”有点晚了,全部背诵下来应该在中学完成,现在让学生全部背下来不太可能。当然,鼓励学生读经典,想法还是挺好的。而《大学人文读本》编者之一、某大学教授表示,自己不反对让学生读经,但是,是否要把“四书”全部背下来,要看学生是否有精力。在网络时代,知识的传播也要与时俱进。他还认为,作为一种知识的传播,儒家经典在过去主要靠私塾、书院、科举制度结合起来进行传播。1905年以后,科举制度取消了,经典的传播方式就变了,“如果高考、公务员考试要考‘四书五经’,那么能够背诵的人肯定很多”。  

  点评:“四书”真的能改变人吗?我们拭目以待!

 

  关键词:学术不端

  阐释:150家期刊声明抵制学术不端

  事件回放:

  2008年11月,全国50家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共同发表《关于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联合抵制一稿多投、抄袭剽窃、重复发表、虚假注释、不实参考文献等行为。对此,《社会科学论坛》总编辑赵虹表示,“能起多大作用现在不好说。”

  声明是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联合江汉论坛杂志等全国50家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共同发表的。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界首次发出这类呼声。声明称,凡属一稿多投、抄袭剽窃、重复发表、虚假注释、不实参考文献等任何一种情况者,均属学术不端行为。凡被发现有任何一种学术不端行为者,签署声明的刊物将相互通报行为不端者的有关情况,并在各自刊物上对其曝光,且10年之内拒发其任何文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表示,自己还没看到相关消息,“某些学术期刊就是学术腐败的源头,如果刊物自身就有问题,那么就像腐败分子高喊反腐败,很难指望它能起到真正的作用”。

  赵虹表示,这个声明应该能起到一定作用,至少表现出一种姿态,能够营造一种声势。但是,能起多大作用现在不好说。像国外一些学术刊物也靠收版面费维持生存,但是其基本前提是稿件质量要得到保证。在中国,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逼着高校教师、博士每年要在一定规格的杂志发表多少篇论文,在刊物有限的情况下,一些人被体制所逼,千方百计和刊物拉关系。作为刊物来讲,如果国家给经费的话,就不会在乎这么一点钱。  

  点评:学术需正本清源。仅仅靠抵制,靠学术期刊的自律,还是远远不够的。

 

  关键词:傅雷

  阐释:“傅雷捐赠译著手稿展”开展

  事件回放:

  2008年12月12日,傅雷现存译著手稿29种计27册又1698页全部捐赠给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了捐赠,并向傅雷次子傅敏先生颁发了国家图书馆收藏荣誉证书。

  傅雷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和教育家。他是20世纪中国翻译界的典型代表,他用文学翻译著作服务民众,推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傅雷以自己勤奋的一生,翻译了34部外国文艺名著,把法国的重要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丹纳、罗曼·罗兰的作品介绍给了中国读者,留给世人的500多万字的译著是一笔无法估价的精神财富,他对中国翻译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此次捐赠的手稿包括所有现存傅雷译著手稿,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世界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姨》、《幻灭》、《艺术哲学》等,另外还有傅雷的遗作《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等。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包含1961年傅雷为傅聪抄写的《希腊的雕塑》。

  这批珍贵的捐赠手稿入藏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以期得到妥善的保存,发挥更大的作用。傅敏先生曾非常自信地说:“把所有手稿捐献给国家图书馆应当是父亲自己的心愿。”傅雷生前就曾将挚友、音乐家谭小麟的手稿捐献北京图书馆保存。上世纪50年代,傅雷曾委托巴金先生捐赠了两部手稿给北京图书馆。这些手稿在北京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中安静地度过了反右运动和十年浩劫,完整、妥善地保存了下来。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近傅雷,2008年12月12日至18日,“傅雷捐赠译著手稿展”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珍品展室开展。很多作品都对比展出初稿、定稿,其中《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是傅雷现存手稿中最完整的。观看傅雷手稿,也是一种视觉享受,傅雷先生用毛笔小楷誊正的定稿,件件都无愧为书法艺术珍品。  

  点评:像傅雷先生这样的翻译家,在今天真的只存在于记忆和文字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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