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日记》记载的既是作者个人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那段历史，也是北平中、上层市民最生动最翔实的日常生活现实，可为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现仍健在的人提供一些重温那段历史的素材，可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研究北平社会生活提供真切的第一手资料
■王金昌
2006年10月份，我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发现了一沓很厚的手写日记本，我数了数，编号从第2本到第21本（第1本已丢失），计有20本，约150万字，记载了作者自1938年4月11日到1943年12月15日这段时间的生活历程，其中1939年、1940年、1941年和1942年的日记完整无缺且一天不漏。看着整洁的日记和漂亮的蓝墨水钢笔字及行云流水般的纪实书写，我坐在卖主小屋前，不觉看了两个小时，站起来时手脚都麻木了。
从出让日记的旧书商手里获得一个邮戳为1982年的信封，上面写有该日记作者董毅的地址。我们按照信封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作者。经与作者及其家属协商，同意将日记交付出版。仔细阅读这部日记，感觉到这本日记无论是在文学性、史料性还是社会民俗性方面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从日记中看出，作者出生于民初仕宦家庭，父亲曾在北洋政府所辖天津任职，生有6个子女。作者母亲为父之续弦，故为庶出，在大家庭中地位低微，这养成了作者倔强敏感的性格。
他家境殷实，但随着军阀混战，异国入侵，社会紊乱，经济式微，民生凋敝，其家庭逐渐衰落破败。作者从小读私塾，诵四书五经，在北京志成中学毕业。1938年9月，他考取了辅仁大学国文系。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作为一名青年学生，他饱尝日寇侵华、社会动乱之苦难。这些在他的日记里都有反映。
如1940年2月21日记载：
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昨买三块豆腐，两把菠菜代价二毛，大米一百廿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八一斤，还没处买，面一元八一斤，其余无不奇，即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也!言来不胜浩叹，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下午小刘来，小坐即去，下午买米一百廿三斤，代价四十四元七毛，合三毛六分一斤，从前亦只一毛余，三元一袋之白面，今涨至七倍，而闻昆明一袋面售四十元，真为前所未有之现象也。
1941年5月15日记载：
回家来又与娘等谈及家务，不觉一想起来便愁烦之至，本来每月六七十元，在此时生活程度如此之高，只够苦过的，零七八碎的用项，一切米面房租等皆无着落，食衣住为三项大宗，皆无办法，而又无额外进项，每月非典当即卖物，以维家计，每月不足用，精神实极烦苦，而家无恒产，又值此时局又有何妙法？！至佳之法为发二笔横财，买马票，买奖券皆无把握，碰运气之事！除非现在我便去谋事，但是只差一年就毕业，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我的成绩同心绪大受影响，要好真难也，恨我不幸，遇此时艰！恨我年幼，负此重担！……
1938年到1945年的抗战胜利之前，这段时间正是日寇统治下的北平时期。北平老百姓在这段时期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在日记中时有记载。日记透过作者的日常生活往来，让读者清晰地感知当时抗战的时代氛围。
如1939年3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常常想到许多亲戚朋友同学，认得的，耳闻的许多、许多都到南方去了，有的告诉我南方生活之奇事与困难，一路上之苦况，而我必心中立刻羡慕他们，钦佩他们的勇敢，而自惭自己不能去南方。
所谓南方就是当时的抗日大后方，包括重庆和昆明。北平有志青年都一个个跑到南方去了，说明当时的老百姓抗日排倭情绪的高涨，表达了作者因家庭拖累而不能施其抱负的苦闷心境。
1940年11月30日写道：
总观近来在“以文会友”栏中所见之文章，于“自序”、“与友人书”二题目中看来，大多数皆系受此次事变（指“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影响，家中受打击，因之高中毕业不能升学，或因其他种种原因停学二三年后上学，但受战争而中止，因事变关系，家人、兄弟、好友相离散，南北相隔，不能相见。回思往事，不禁依恋，向往之至。可见此次事变中国物质上之损失以外，精神上的损失不可胜计，不知此次断送了、堕落了、成就了、落魄了多少中国有为的青年！思之惘然！
不独如此，日记也反映了沦陷区人民对日寇侵略兽行的愤懑仇恨，以及对收拾金瓯、还我河山的企盼，表达一种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
1941年1月5日的日记记载：
日前因西皇城根有二日本兵及一日中佐白昼被暴汉阻击打死，传为骑一无车捐之自行车人，于是一时查车捐特别紧。
1943年10月10日又写道：
今天又逢双十佳节，在此环境下又是什么心情！想想大好河山，如今如此破碎，不知何时方能收拾清楚，国土破碎，同胞受苦，不知何时方能恢复原来面目。这个可怜的古老的国家，这些可怜受罪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享到普天同庆的快乐！
作者作为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自然少不了有关学校生活情形的记叙。
如1939年5月20日的日记，先是记叙了学校运动会比赛盛况，接着写他和同学到辅仁大学女院参观，说女院的“教室桌椅都是新的，宿舍很是干净，每一间屋子都那么清洁，一件雪白的床单子，铺折的整整齐齐，屋子里摆的大同小异，都少不了一些花儿……一切整整有条，一眼望去就知比男生心思周密”。这种景况实则表明了当时的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不同班，男女有别的旧观念仍然存在。而对老师上课的议论以及对大学学教育的感想则处处可见。且看他1939年1月11日的日记：
国文系主任余老头讲目录学，对许多人都不满意，连欧阳修也不满意，但未免口气过火些，不论人家被他说的怎样不好，可是到底流传下一些小名声在后代，至今还被别人所讲他们的作品，名字也常被人提到，可是余老头他死了以后，还不是无声无息，和平常人一般，未必会像他现在所看不起的那般人那样尚留一些声名于后代吧！他还说，现在一个国文系的大学生，提起来什么古书，什么都不知道，都未看过，真是惭愧！自然，如果要像他老先生年轻时那样的读书，至少我们也能念了些现在人听起来不算少的书。可是要想想，现在什么时候，而这时的大学生都是高中毕业考进来的，在高中普通科目是一切均衡发展的，科学的功课，更是使得每一个学生都要在课堂下，花许多时间预备温习，哪里有多少时间去读，看古书？而且现在的环境，风气，社会潮流所趋，都与前清大不相同，这些对于血气未定的青年，自是大有影响，如今想找一位现在国文系的一年级大学生，看过《书目答问》里的每本书，或读过《古文辞类纂》等的大量书籍经史，那我绝对敢担保是没有一个的。一来他老先生总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本来先生如果不比学生好，还算是先生吗？而且先生除了生活以外，就是需研究一样东西。虽然是大学，每系也有不少的书籍，你要是努力的念，各科的书都读，我想不久也不会比先生差多少！许多人不假思索，不先想清楚了来因去果，张开嘴就说，真是可怜又可恨！
日记里“余老头”就是著名的目录学家余嘉锡教授，当时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历史。作者对余老头的议论不见得准确，但是对当时情势下青年学子在经、史、子、集方面的知识远不如“五四”一代学人以及学生无法坐下来静心读书的苦衷却是自有体会。特别是对于日伪统治下一些教授纯粹把教学当差事应付以换取衣食的无奈之举，有同情也有讽刺。如同年5月4日的日记：
中国文学史教授储老头子（即储皖峰），时以滑稽态度讲书，并每以各文学家、名流为友，烘托其地位。老来风流穿西服，怪声怪气恒自笑，声音令人可笑，诸同学随之笑，非笑其所讲者可笑，乃笑其所笑之声容貌也，亦一怪僻之先生也。英文先生年青风流，姓宋名致和，燕京英文系毕业不久来辅仁。虽是满口英文讲授，然益我殊甚少。国文今日讲洪亮才与崔瘦生书，文殊美妙，形容春景之词藻清雅不俗，写来自然毫不费力。
同年10月5日日记又写道：
第二时的文字学，沈兼士不卖力气，马马虎虎，闲谈似的，说了几小时闲话，说说版本就过去了，无意思得很，我真失望，我真后悔选了这门。一点都不感兴趣，更不愿意念《说文》，想退选，大概不成，那就受一年罪吧！没有法子！三四小时无课，因为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命作“现存三国以前书目录”，去到图书馆看《四库总目提要》十六函，几十本也够翻的，够麻烦的，烦！
这些都是日记中记叙确凿的情形。作为一名在校学生，作者的个人经历无非是在学校的学习上课，家庭生活和爱情经历，但是其与同学、家人、邻里之间发生的种种纠纷，与社会各层人士的往来，及其爱情心路历程，无不反映了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老百姓日常生活、社会心理、风土人情等。
从他父亲病危去世，到大家庭解体，家道衰落，以及面临毕业就业的压力，作者不得不承担料理一家的生活重压，因此随着作者人生阅历和社会经历的增加，其对人对事在情感心理上都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日记也越来越详细，内容也日渐丰富，不但有日常生活记叙，还有对对方心理揣摩和自我心理剖析，环境的状写与人物的行为活动和心理变化相映成趣。
作者记录北平当时的市民风俗、生活习惯，用笔无处不到，如多次记录儿童的猜谜、过家家，成人的竹战、逛庙会、看京戏、上影院等市民主要娱乐形式。对他父亲逝世的记载，从丧事安排、灵堂祭奠、出殡过程到灵柩安放，非常细致，读后可以想见当时北平丧葬礼仪和风俗。
众所周知，反映日伪统治时期的北平生活的小说作品有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祁家四代人的生活虽然贴近北平中下层百姓的生活现实，但那是小说作品。读《四世同堂》，我们是在读文学作品，心中充满着审美的愉悦，而读《北平日记》，我们不仅是带着审美的愉悦欣赏文学作品，更是在读历史，心中感知的是历史的风云。特别是日伪统治时期的北平社会市民生活方面的资料能完整保存下来的不多，而关于中、上层社会生活情况的书写尤为缺乏，这给当代历史学家研究北平沦陷时期社会生活状况带来了难题。《北平日记》的作者所处的家庭背景从社会分层来看，属于中、上层社会，虽然有极大的局限性，但他记载的既是作者个人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那段历史，也是北平中、上层市民最生动最翔实的日常生活现实，可为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现仍健在的人提供一些重温那段历史的素材，可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研究北平社会生活提供真切的第一手资料。
不独如此，作者在记述其日常生活活动的同时，总是流露自己对人对事的思想态度，用笔生动，语言流畅。每篇日记就像一篇散文，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读者如果能静心阅读，一定会有所收益。
董毅在辅仁大学上学时留影
《北平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