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游侠观
刘飞滨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游侠树碑立传，并对自己的游侠观作了系统阐发。他将游侠的精神特质概括为“侠客之义”，其内涵包括一言九鼎、诚实守信的人格，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精神和不居功自傲的品质。同时，他还提出“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卿相之侠”等几个不同的概念，对游侠进行类别划分，以明确其外延。司马迁游侠观念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表面看来，是对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实则是其入世心理在强烈冲击下的现世宣泄，思想范畴属于儒家。司马迁游侠观的阐发具有里程碑意义，影响极其深远。分析其游侠观，对于认识游侠现象、游侠文学乃至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均具有重要意义。
《福乐智慧》与《四书》的可比性
热依汗·卡德尔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喀喇汗王朝时期创作的《福乐智慧》与北宋王朝时期推崇的《四书》，不仅在时间上处同一时期，而且在学术追求与思想导向方面也不谋而合。北宋“理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福乐智慧》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尝试用古希腊哲学关于智慧和理想国家的理念来阐释伊斯兰教所希望达到的和谐完美世界，不断强化君王的神圣地位和哲人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福乐智慧》的主要思想表现为益智增知、养德修善、公正治国，这一基本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与儒家的修身养性、克己复礼和齐家治国的思想，在深层的文化界面上两相重合，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试论礼乐文学的文化传承价值——以宋代为范例的研究
杨晓霭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礼乐文学所具有的“仪式”与文学的双重内涵、双重功能、双重价值，赋予了它传承礼乐文化的独特意义。文中将凡是用于礼仪与以反映“礼乐”为主要内容的各类文学作品，统称作“礼乐文学”，并选取宋代礼乐文学为个案进行阐述。宋代礼乐文学作品数量浩繁，众体兼备，各种典礼在多种文学体式中得到了艺术的再现，深刻而准确地揭示礼乐文学的内涵和底蕴，既是在领略文学的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审美价值，同时又接受了礼乐文化的熏陶，从而实现了礼乐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价值。
（张书慧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