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阅读史》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推出的第一本“阅读史”。书中34位文化名人将自己的阅读经历回味和梳理，袒露出个人化的心灵轨迹。回首30年阅读之路，既有通衢大道，亦不乏交叉小径。思想启蒙阅读、功利阅读、休闲阅读，等等，不一而足。它折射出时代的文化、思想历程的变迁。
“读书无禁区”和思想启蒙
“读书无禁区”，如今说来已不足为奇了。可当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号刚提出这个口号时，那种振聋发聩的影响是30年后的读者所难以想象的。“文革”10年，除了政治学习的书籍外，很难再找到可供一读的书，中国的读书人被饿极了。刘苏里回忆说：“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一次投放市场1500万册，瞬间售罄，堪比10年后深圳发行股票造成的轰动。”陈平原也回忆自己半夜里到书店门口排长队等待买《安娜·卡列尼娜》的情景。这些只属于那一个时代读书人的场景，在记忆中暖暖地发出光来。
“读书无禁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读书的“阶级论”、“等级制”。“白皮书”、“灰皮书”、“黄皮书”的等级森严让人联想到印度的种姓制度，什么级别看什么书，至于平头老百姓理论上什么“皮”的书也不许读。当然，很多热爱知识的青年人想方设法通过借阅甚至“伪造”介绍信购书的方式如饥似渴地追求着新知，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启蒙。陈子善说：“‘读书无禁区’是1980年前后读书界的一个标志性变化。但真正要做到‘无禁区’，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直到今天还没有完结。”
20世纪70年代末，国门开放伊始，是一个以思想启蒙为主流的时代。陈思和说：“文学往往是思想前驱、时代先锋，是思想普及的重要一翼。‘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在80年代初又一次发挥了文学的这一使命。我觉得当时的文学与思想很难绝对区分，文学的作用也同样是思想的作用。”《私人阅读史》中，众多学者书单中大量出现的文学书籍证明了这一点。其中，卢梭的《忏悔录》、巴金的《随想录》、雨果的《九三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等书籍对于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为寻找一个新的世界观而读书是当时知识阶层的共识。吴思说：“大学期间的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扩展知识面，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还存在一个动力，即解决世界观崩溃的问题。以前的社会实践，比如，开门办学，上山下乡，整个生活经历好像都失败了。那什么是对的？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读西方和中国古典，则是为了寻找‘什么是对的’，是为了在过去的理论框架引起强烈怀疑之后寻找一个新的世界观。”“文革”造成了一代人长期的“精神缺钙”、价值观紊乱，阅读因而成为思想启蒙和寻找着新的世界观的途径之一。秋风谈到他的思想和学术历程时说：“哈耶克是我的出发点”。事实上，哈耶克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外援。
《顾准文集》被很多学者列入书单，毋庸置疑，顾准的思想对许多学人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思路有塑造之功。《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将这位国学大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大限度地传播于读书界，学人的自觉与自省对独立知识阶层的形成之重要性由此深入人心。
把“我”和“我们”分开
30年的阅读史，对于众多学人来说，有共同的记忆是必然的，然而个人的视点和立场却更为重要，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把“我”和“我们”分开。止庵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一个读书人不能把‘我’和‘我们’相对分离的话，那么这个读书人基本上不成立。”学者们的思想和学术历程各异，阅读的倾向自然不同。
陈平原的求学路程可谓曲折，“寻寻觅觅”中走了一些弯路。影响其精神成长和学术道路的，一是美学著作，二是小说及传记。《西方美学史》、《美学散步》、《美的历程》、《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书籍培育着当年那位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青年。江晓原的阅读个性十足，《天文学史》、《西方数理天文学史》等西方科学思潮与科学史书籍是他的专业领域，自然精读不辍，而他对其他领域的阅读兴趣之广泛更令人惊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务正业”。文学、历史、诗词、书法、印谱均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并都有着相当专业的品位。这从他为各报刊写的专栏文章中就可见一斑：谈论科普、科幻小说和电影、性学等等，科学与人文无不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交汇。
周国平谈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自己有很大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讨论对他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而尼采的著作则使他真正找到了自己进入哲学的角度和语言。朱正琳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他的启发很大，因为这本学术著作散发着思想的光芒。书中不仅有细致周密的田野调查，而且对中国社会也有一种整体的宏观把握。
止庵最关心的是“人”的问题。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柯罗连科的《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信》都是他所关注的书。他觉得“认识社会，关注‘人’的问题以及具有怀疑精神等，是一个人写文章、说话的背景和基础。如果一个人讲述的内容之中缺乏这样的历史坐标，他就很难说对一句话。”许纪霖说上世纪90年代自己的工作集中在对现代性的思考及对文化的批判上，这种思路主要源于阅读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所受的影响。而余英时、张灏两位学者的著作，使他转向从中国看历史、从自身的思想脉络理解现代中国的研究方向。
毛尖和吴晓波是《私人阅读史》中比较年轻的两位学者，他们的阅读视角不同于前辈，而且两人的阅读之相同和相异之处也颇有意味。他们的回忆中都提到了《三国演义》、《沈从文文集》、金庸作品、张承志，那都是给一代人带来精神慰藉的书籍和作者。如吴晓波谈论沈从文：“（他的）文字委婉而冷酷，如丝般柔滑清纯却让人冷到骨子里去，他那种对生命珍视到极致却又实际上完全的无所谓的倔强态度，实在令人着迷。”这些话语可能触到了许多读者心灵的柔软之处。有趣的是，毛尖提到，小人书在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中扮演了家长缺席时的一种启蒙角色。而吴晓波则回忆高考前一个晚上，他一夜未眠地读完琼瑶的《窗外》，感觉心里“柔软得像一个刚刚开放的青春”。
阅读与悦读
中国自古就有“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读书故事，读书似乎就是一个苦差事。这似乎有违阅读的原意。其实真正的读书人并不把阅读作为苦事，“一日不读书便觉俗气冲天”，苏轼的话应该代表了许多读书人的想法。“悦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何须外界的强力？
“1986年我在上海定居，有了自己的家。回忆当年，书房里那种惬意：夏天，在书房中间的凉席上堆满了书，俨然一片书的海洋。我整日就趴在凉席上看书，累了就倒在凉席上睡觉，睡醒接着看。后来有了电脑，我有时就会从凉席上爬起来，在电脑上写论文和书稿。”江晓原这样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活，书痴的形象跃然纸上。他还曾一度痴迷于《西厢记》，尽力搜集从“王西厢”到“董西厢”，从《会真诗》到《商调蝶恋花》，以致元稹的艳诗等一切与《西厢记》有关的材料，乐在其中的意味早已将辛劳驱赶得不见了踪影。
贺卫方谈到学生时期自己每个月生活费除去吃饭就没剩多少了，为了能读到刚刚出版的《管锥编》（四卷本），他只好1个月买1本，4个月才凑齐。读书人的拮据和精打细算，许多人都有同感。而陈平原回忆自己与同学吃狗肉煲时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争得本来就红的脸更加红。这些情节令人莞尔，带着来自那个时代的温馨。
毛尖回忆小时候读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小说时，会为这些书包上封面，上面写着“语文练习三百题”。吴晓波上大学时在图书馆读书，一排一排地读，从一楼一直读到阁楼，大有扫荡图书馆的架势。
30年的时光悄然而过，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世界都改变了许多。当偶尔再翻出自己少年时读过现已刻上岁月印痕的书籍，心头总会有些感触，自己与书一同老去，怅然若失或不可免。但令我们欣慰的是，人生的历程中有着书籍相伴，终究并不寂寞，因为，它们使我们的生命轨迹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因为阅读不仅决定了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指向了未来。
（《1978-2008私人阅读史》，胡洪侠、张清编，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