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录，报道，这是新闻的原则。遵从这个原则，我讲述了一个留守家庭的故事。
多年的乡村生活经历，使我觉得自己讲述的不是别人家的事情，而是自家的事情，因此也就有了为新闻写作所忌讳的主观感受。
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痛。
让我痛的，并不是张宜明一家的遭遇，而是千百万个打工家庭相似的命运。这种痛，他们并不是没有感觉，而是在无声地忍受，就像更早的时候忍受贫穷。
行走在乡间，我深深理解那些年年像候鸟一样迁徙务工的乡亲们，因为“更好地活”永远是乡村最现实的生存逻辑。他们的能力也许只在于解决小家庭的生计问题，却不经意间为大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铺就了基石。这样去认识，你会觉得他们不是落魄的逃离者，而是勇敢、坚韧、值得我们致以敬意的生存者。
在霍山乃至整个中西部农村，有着18年打工经历的张宜明算得上第一代农民工。尽管一直有身在异乡的漂泊感，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自己的命运，他只知道，自己太穷，家乡太穷，他要努力摆脱这个与自己纠缠不休的“穷”字。自从儿子出生后，他觉得自己有了新的目标和追求：他要让儿子长大后走不一样的路，不要像祖辈那样种田，也不要像自己这样打工。
这是一个打工人并不富丽的梦想。他原以为，只要自己付出心血、汗水以及亲子相处的人伦之乐，这个梦想就会成为现实。然而，当他满怀喜悦和希望地看着儿子渐渐长大时，却发现自己多年为之努力的梦想渐行渐远……
中国农民对挫折和困境有着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和抵抗力。在采访张宜明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在经历幻灭之后，对儿子依然怀着乐观、期待的心情。在他看来，儿子就是自己和家庭的未来，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失败，对未来决不能丧失信心。
这不是一个家庭的遭遇。在留守子女的成长过程中，无数个打工父母像张宜明那样失去了梦想。一个家庭的幻灭也许不值得关注，如果这种幻灭成为众多留守家庭的常态，那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了。
也许，这里暗藏了一个打工父母难以逃脱“怪圈”：为了改变命运，他们出门打工；打工让他们积累了财富，却难以兼顾子女的教育；到头来，被延误教育的子女又让父母的多年经营付诸东流。如果不是单纯地考虑收入，而是以幸福指数作为衡量标准，我们会发现，打工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农民的命运。在积累和内耗的怪圈中，许多家庭依然在原地踏步。
然而，留守子女的成长承载了太多的东西，不仅关系到无数家庭眼前的幸福，更决定了留守子女以后的人生道路，而且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下一代。如何对待他们，考验的是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未来。
关注乡村的留守者，我们不仅要把目光投向老人和孩子，还应该以体验的心态理解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在留守子女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乡村教育也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使命。如果不身临其中，我们很难体会乡村教育所肩负的重量，以及乡村教师在面对留守子女时的无奈与无助心理。
说到底，在留守子女教育这个事关国家未来的大事上，我们不仅需要有人“挑大梁”，也需要齐心合力的社会协作。“以政府为主导，以学校为主体，社会参与，家长配合”，这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心声，也是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症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