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
李治安在《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撰文指出，元代多元文化体系内的交流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化的内向变动，而是蒙、汉、色目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在部分蒙古人和西域人陆续汉化的同时，也有汉人不同程度地受到蒙古文化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言、名字、婚姻、服饰等方面。其中，少数汉人蒙古化程度较深，部分汉人半蒙古化，大多数汉人所受影响较小。北方汉人与蒙古人接触较多，因而受蒙古文化影响较深，相比之下，“南人”所受影响淡薄得多。忽必烈等元代统治者，既吸收汉法又坚持扩散蒙古本位文化的复合政策，是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的上层政治诱因。汉族儒士对正统华夷观的变通，对八思巴蒙古字的认同和赞赏，也为汉人接受蒙古文化营造了宽松的环境。
西方史学研究注重学科交叉
王笛在《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撰文指出，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些研究大多把普通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手段，强调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历史学方法。虽然大事件的研究仍然是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心，但在这一大背景下，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等都得到明显的发展。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界线，创造和接受文化的人也很难简单地按“精英”和“大众”来划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既有同一性，又独立于精英文化之外。在讨论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时，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强调分离或对立性，另一种强调相互影响和兼容性。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因为大众文化总是与政治产生纠葛，无论研究多么具体的大众文化问题，都必然要进行国家与地方政治的讨论。
（赵丽丽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