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两会”期间，人民网记者就社会主义中国应如何认识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如何反思社会制度和金融危机的关系等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理论家周新城。文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将这篇访谈整理刊登，供读者参考。——编者
用社会主义的思维破除金融危机的迷思
周新城说，现在经济学界和社会上流行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认为金融危机是对经济缺乏信心引起的；第二种是金融危机爆发源于华尔街不合理的金融创新；第三种是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能够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
关于第一种观点，周新城指出，认为缺乏信心是造成危机的原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克服危机，这要区分两种情况，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危机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危机这种外部因素波及到的，必须树立摆脱暂时经济困难的信心；但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与有没有信心没有关系。
周新城认为，说危机是由缺乏信心造成的，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就持有这样的看法。他在《信用循环与商业恐慌之来源》中说：“商业恐慌的病根，并非钱袋问题，乃是心境问题。”但是信心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丧失的呢？据他说，在复苏阶段，资本家的心情普遍乐观，于是引起了过分投机，而投机过分必然遭到失败，这就引起了普遍悲观，因而爆发了危机。正是周期性经济活动中的高涨与衰退决定了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的产生与消失，而不是相反。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心情的沮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深危机，但从根本上说心情沮丧只不过是当时市场混乱和利润低落的反映，是危机所造成的心理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把人们心理的变化当作危机的原因，把增强信心当作克服危机的根本措施，从理论上讲是倒因为果；从实践上讲它掩盖了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一真相。
针对第二种观点说危机是华尔街的贪婪、腐败的本性引起的决策失误导致的，这些人应该对金融海啸负责，周新城表示，毫无疑问，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决策者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兴风作浪，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华尔街的决策者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是个人品质的反映，而是资本本性的表现。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是没有界限的，越多越好，其信条是“哪怕死后洪水滔天”也在所不惜。要他们改变这种本性是做不到的。要根除经济危机这样的痼疾，唯一的办法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对于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许多人寄希望于通过国家干预来克服危机，周新城认为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做法。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曾交替使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往往是在繁荣时期就采用放任市场自发地发挥作用的自由主义政策，在危机时期就采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没有能够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能拯救资本主义。时至今日，危机爆发，又想拾起凯恩斯主义这一破产了的工具来对付危机。这一套并没有多大用处，最多只是缓和一下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某些政策的失误，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周新城进一步分析道，面对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许多人正在思考出路何在。在欧洲，人们的目光转向马克思，《资本论》重新成为畅销书。有分析人士指出，“眼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是否走到了尽头？”人们得出结论，“只有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有透彻的看法”。显然，唯一的出路是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从根本上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人民网理论频道供稿，本刊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