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海子去世转眼已20年了。20年后，竟然有那么多人铺天盖地地怀念海子。我对这种怀念方式感到有些不适应，很难过。我觉得在这种多少有些单一化的怀念方式中，真正怀念海子的人并不一定在这个铺天盖地的“怀念”浪潮中。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这种怀念让人觉得心里不踏实，像是一种没来由的“人来疯”，而真正的怀念应该来自心底。
或许大家觉得每年这个时候应该怀念一下海子了，或者有人认为若不在这个时候怀念一下海子便觉得有些不像话。于是，怀念里便有了一种赶时髦的成分，让人觉得是出于某种世俗需要而非仅仅是为了诗人和诗，比如出版社要出海子的书了，报社要做选题了，或者怀念海子被视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等。为什么20年后，仍然不肯让一个因对诗歌和世界的爱而死去的诗人的灵魂安息呢？这个燃烧殆尽的灵魂已经够累了，让它歇歇吧。或许把怀念藏在心底更恰当一些——如果不是觉得有话非说不可，还是不要吵醒沉睡的诗人，好吗？
海子在21年前就这样说过：“答应我／忍住你的痛苦／不发一言／穿过这整座城市。”诗人好像早就预料到今天我们对他的怀念，提前告诉我们，诗人不需要这样的怀念。
我之所以不能适应如此“大规模而强烈”的怀念，是因为我想记住历史和现实。在西川“不得不写的纪念文章”里，除了海子性格及诗人思维定式等原因外，海子死前至少有３件事儿是应该让今天怀念的人们记住的：一是海子自杀前不久有人在作协会上给他罗列了两项“罪名”：一是“搞新浪漫主义”和“写长诗”；二是在一个诗人聚会中，有两位著名诗人对海子最看重的诗歌大加指责，认为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并且把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三是他对诗歌满怀希望的南方之行所遭受的、让他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的伤害。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诗歌业内，借此可以想像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诗歌环境。那时，除了极少几个人之外，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了诗人的对立面。现在忽然冒出来这么多人怀念海子，给我第一反应便是：可疑。我在想，当年这些怀念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要知道今天的怀念者大都是当时诗歌社会和精神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但是，时值今日，不只没有一个人声称对诗人的死负责，反而无端冒出这么多怀念者。我们需要当年在场者的忏悔，而非一点惭愧都没有的怀念。严格说，我们每个人都对诗人的死负有责任，这是我对这种没来由的怀念感到恐惧的原因之一。
而事实上，也许再没有诗人的死更让人警醒和震撼的了。美国诗人布罗茨基说，无论对于单个人还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诗歌都是唯一的道德保险装置,唯一的自我捍卫方式。诗人往往以毁掉自身的方式为时代精神预警。20年没有忏悔已经够糟糕了，更遗憾的是我们却以一种高姿态怀念诗人，好像值得可怜的不是我们，而更像诗人似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被取消了怀念的资格和权利。
西川明确表示对某些海子死亡话题的热衷有着作为一个诗人的担忧。他说：“在谈到那些对海子的死的看法，在我看来，一个活着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谈论他人的死亡的。”接着他引用英国诗人约翰·顿说过的话：“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他觉得海子的死应该更多地引起我们对于自我存在的思考，而非对于死者更多的判断和推测，以及一些不恰当的怀念。
怀念者们除对诗人之死感兴趣外，对其诗却语焉不详、不得要领。而对一个诗人最好的理解，恰恰是对其诗歌的理解，这是对诗人及其诗歌的最好纪念。只有这样，我们的纪念才不是出于一种自私，而我们所怀念的才不是一个被抽象化的、有些虚假的诗人——一个几乎与诗歌无关而似乎只会自杀的海子。
西川说，我之所以具体地写下海子的死因，是由于自海子自杀以来，死亡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至今已有不少于14位青年诗人或自杀、或病故、或被害，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数字。
诗歌是诗人的生命，最好的纪念莫过于理解其诗歌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仔细观察，看身边是否有被忽视的诗人，把对逝去诗人的怀念转化为对在世诗人的珍惜，让诗歌精神得以延续和烛照灵魂。不然，这样的纪念就是肤浅和有失体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