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是一个综合学科，天文地理、植物、动物、气象、地质无所不包。著名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被列入博物学书单，他还出版过《草木的理想国》等博物类图书，可谓“作家里的博物学达人”。在阿来看来，一个作家的写作，其实也是在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丰富与否可能与作家对世界的认识，与他的经验、他所关注的事物都有关系。在首届京师南国文学论坛上，他以“博物学与我的写作”为主题，与北师大珠海校区师生探讨了博物与文学、博物与人的关系。
古代中国人就有博物的理想，比如古文中说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们的老祖宗还发明了一个词：格物致知。阿来说：“教授们总是讲怎么做人，其实做人有很多方面，不光是道德、不光是为人处世，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很多人一讲国学，总是强调社会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其实更重要的是人生活在哪里。”
作为古典文学的深度爱好者，阿来认为，我们的诗歌、散文，如《诗经》《楚辞》里都有对植物的描写，“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的诗歌一直跟自然界有联系，动物、植物也频繁出现在诗歌中，作为投射情感的意象”。他以杜甫的“恨别鸟惊心”这句为例：“通常，鸟叫是婉转、清脆的，并不令人有惊心之感，但杜甫说‘恨别鸟惊心’，则体现了离别的感受。当自然事物出现在文学中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形象，这是意象，也是投射。”接着，他提到“象征”，他说，从《爱莲说》开始就有这样的意象，莲变成一个象征事物。而最早这个意象是从佛经来的：从水上一走，每个脚印都变成一朵莲花。梅花、兰花等，亦是如此。
当我们赋予自然界的植物象征意义的时候，慢慢地，真实的自然在中国文化中就萎缩了。“比如国画老是以梅花、兰花为题材。”在阿来看来，大自然的存在比这个大得多。他觉得，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发展到小说时代，越来越难以看到自然了。“比如我们的四大名著。在《水浒传》里看不到自然，都是人在斗争；《三国演义》在更广泛的地域中展开，我们很难看到真正的地理，还是人跟人的斗争；《红楼梦》中出现一些花花草草，但多是人造的园林，虽然也出现自然植物，但是被人造的园林包围起来，最后来来去去都是人。”
在西方文学中则大不一样，阿来年轻时在俄罗斯文学中读到广袤的森林，森林里各种树木、花草、果实、蘑菇，它们虽然没有被赋予某种象征性的意义，但是给他留下了西方油画式的印象。西方文学更能使读者客观认知事物的美，认识事物本身，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与欧美文学在处理自然植物时的差异。
西方人向中国人学习赋予自然植物象征式的意义，在对自然的关注方面，中国向西方文学学习的程度却很不够。阿来说，欧洲人一直有一个传统，尽量把身边的事情搞清楚，比如一块石头怎么来的，动物怎么来的，植物怎么来的。他们首先要给动物、植物建立一个系统，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他们对整个世界充满一种好奇，那些博物学家、考古学家，走到哪里都要记录，记一些一般人看来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在某地发现苹果是一种样子，到了新疆吐鲁番发现苹果发生了变化，他们就暗暗考究，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气候对同一种植物的影响。“也许你会问，他是考古学家，他管这个干什么？在我看来，在学问里头他需要一些非功利的东西。”
“植物在中国文学起头的时候是多么生气勃勃，后来越来越干枯，再后来只剩下那么几种赋有象征意义的植物。”阿来感叹，如果一个人连周围十种以上的植物都不认识，我们应该对这个人感到恐惧。事实却是大部分人处在这样一种对环境茫然无知的状况中。
阿来曾跟一些旅友一起爬山。他觉得他们真可谓是“驴”友：背着帐篷，约几十公斤的东西。“他们一旦爬山就只知道‘爬山’这件事情，对路上的东西没有兴趣，几乎都是视而不见。他们也带相机，但他们主要用来拍自己。看我老趴在地上看，他们就好奇我在看什么，我说地上有生命、有花草，还有各种纹理的石头。”
阿来说他没有专门做博物学，但是他到处行走，带一双眼睛看一看，回去翻翻书就认识一个东西。他认为，这对一个作家是有好处的。因为今天中国人写小说，甚至写散文、写诗歌，多数只能带读者进入一个无名世界。他们很少写得出自然环境中花草树木、石头、山峰的名字，只会写“不知名的小鸟在歌唱”。
这让阿来想到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接着他写了蜈蚣、斑蝥。然后又写到植物，何首乌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最后写到覆盆子。”他让大家算算鲁迅写了几种昆虫、植物，他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也是基本的作文方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