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里纷争乱象的“内驱动”为“势利使人争”。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拓宽地域文化视野，才能共享中华文明资源。
■王建堂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拉动了“名人故里归属权”纷争，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甚者对簿公堂，诉求法律。在高扬“科学发展”主旋律的今天，将“纷争”置于科学视野下理性审视，我们将会得到有益启迪。
上古部落的游移性
首先是先圣故里之争，伏羲、女娲、炎帝、尧王等，究竟生于何地、兴于何处、葬于何方？迄无定论。因传说中人物，虽有历史影子，但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先圣之称谓，或为一部落首领，或为几代部落首领徽号。况上古生存条件那样恶劣，要解决部落生存问题，就得不断游移、迁徙。于是，中华先祖的踪迹，就广留于神州大地上，像植物种子一样，走一路、撒一路，到处生根、开花、结果。我们没必要非将其固定于一地不可，先圣的精神之花遍地开放。
如伏羲，很可能生在天水，活动在黄河中上游，葬在淮阳。女娲是中华圣母，有人的地方就有其“精神肖像”，所以在黄河中上游就有很多“女娲遗迹”，我们也不必将其固定于某地。炎帝兴起于西北？兴起于中部？兴起于江南？现在也“测不准”。作为农耕文明祖先，兴起于首创了农耕文明的黄河中游可能性要大一些。然后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这都是合乎历史与情理逻辑的。再说尧，很可能生长于上党、建都于平阳，然后向四方辐射，足迹遍布天下。故，我们不必囿于一地之间，且不能容忍“二属”现象，要以包容的心态来面对。
名人居所的流动性
一些“当世开花后世香”的历史名人故里，也曾引起了后人的攀附，如老子、司马迁、李白、关汉卿、罗贯中、曹雪芹的故居等。一些有明确历史文献记载，但和民间传说相左，于是带来争议；一些由于没有明确正史记载，只散见于笔记、野史类载体中，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古代户籍制比我们现在要宽松得多，“此地不养爷，必有养爷处；东西南北中，处处有爷路”。古人居所流动性很大，正史冠之以——流寓。故，名人故里有多处是毫不奇怪的。如罗贯中，很可能生在山西，先流寓河北，再流寓山东，最后寓居于钱塘，老死钱塘。曹雪芹故里，虽其祖根在东北辽阳，其高祖曹振彦在山西吉州、大同都做过官，他的第一旁根是在山西，这也是说得通的。李白更是这样，一辈子脚不停地走，口不停地喝，手不停地写，足迹遍天下。说陇地李白、蜀地李白、安徽李白、山东李白都是可以的，这叫做“泛故里化”。无论在哪里生活过多长时间，后人都会泛称故里。所以鉴于古代名人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不必拘泥于一两种文献记载，也没必要打各执一词的笔墨官司。神州遍地文明迹，中华处处写英灵。
文学人物的虚构性
对一些文学或传说人物属地权，更没必要呕心沥血去考证，将其八辈祖宗都挖出来，如牛郎织女、梁祝、花木兰、董永、西施、貂蝉等。或许当初这些传说都有生活影子，有属地信息，和地方民俗风情交织在一起，但毕竟是民间传说，虚构成分很大，要将其死死框定在一个地方，恐怕是胶柱鼓瑟、一厢情愿。如关于梁祝起源、演变，牵涉四省六区，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认为，它的生成地框定在江南水乡，还是有一定情理依据的，但究竟是江苏还是浙江？这就拿不准了，也不会拿准的。因为这是一个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是“多元件的组合”，像“天女散花”一样，到处都有其花瓣。编出来的东西，有时比真实还要真实。尤其是民间传说，更符合人民大众审美心理，民俗文化领域的“再造空间”很大。百姓为了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以满足自己审美心理需求，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创造自己心中的幻影，将其“物态化”。所以文学人物与民间传说人物，就更不能给他们人为“上户口了”，只能泛“户口化”，只要百姓喜欢、津津乐道，就应该予以认可。不要像申请商标一样，法定它的“唯一性”，更不要因此而去“求真”，海市蜃楼本身就是一种幻影。
文献记载的多样性
历史名人故里寻踪，须有文献依据，一般来说正史可靠一些。但如果语焉不详，就只得靠笔记、野史，于是就有了一定的随意性。
如李白究竟故里何处？一般说祖籍陇西成纪，后家于绵阳。但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旧唐书》也说：“李白……山东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又自云，“白本家金陵”，似乎金陵也有文献依据。但因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天才诗人，对其故里的认同，人们还是渐趋一致的，即祖籍陇西，后移居绵阳，后又浪迹天涯，曾流寓山东、金陵，故有异说就不足为奇了。
嘉靖本《三国演义》的《蒋大器序》云：“东原罗贯中”，但贾仲明《录鬼簿续编》却称他为“太原人”，元人《赵宝峰先生集》隐含“罗本”为“浙江慈溪”人的信息。尤其是“东原”与“太原”间就留下了无限的争议空间。再说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这里的龙门、河山之阳，都不是确指，于是又引出“韩城说”与“河津说”，甚至两地在明代就有“口水战”，各持己据，争执不下。
这都是历史文献记载多样性、不确切性造成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用说笔记、野史记载，本来就是即兴发挥；就是正史记载，由于当时传播条件限制，张冠李戴、互相抵牾之处也不少，准确性、科学性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所以郢书燕说的误读是在所难免的，这就为名人故里之争埋下了伏笔。
民俗文化的再造性
名人故里纷争乱象，还和民俗文化的巨大再造空间有关。民俗文化是在一定地域内、民众无意识的集体创造，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一传十、十传百，随之就会积淀为一种文化形态。民俗文化再造原动力，在于民众独特的创造心理。
首先是认宗心理。我们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这是汉语圈中人的共同归属感。于是，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尧、舜、禹的遗迹，到处都有，且各自为正，自神其地。
其次是崇名心理。一个人出了名，得到了大家认同，就会无形中形成一个崇拜场，都来认亲，如关汉卿、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还有像孙悟空、花果山此类文学形象，西施、貂蝉、牛郎织女、梁祝此类传说人物。
再其次是人们的自娱心理。比如历史名地羊头山、羊肠坂、首阳山、老爷山、抱犊山等，总是有多处，人们可以随机、随地而造，用自己身边的名胜来自娱自乐。
最后是一种泛神化现象。民众为了满足自己的宗神情感，随处随时可用自己心造的幻影，来陶醉自己。像伏羲庙、女娲庙、炎帝庙等。故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商标是“中华牌”。名人故里，也只能有一个大概指向，要想成为“铁板钉钉”的事，是有难度的。
名人故里纷争乱象的“内驱动”，为“势利使人争”。用理性的科学眼光来审视，弘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人们应多几分理解、沟通，拓宽地域文化视野，共享中华文明资源。
（作者单位：山西长治学院中文系）
羁旅行程 何处是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