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学教授的收入有很大提高。他们的年薪（包括工资、奖金、课题补助等）少则几万、十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这种状况，与多年前所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状况相比，真有点“换了人间”的况味。
尽管如此，大学教授的压力依然很大。前几年，我有一位朋友已经是教授了，还要去读博士学位。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博士比较稀缺，因此有关部门便制定政策，其中有教授的待遇不如博士的规定。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曾说过：对于那些已经拿到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倘若立志要做学问，就只能在大学里当个助教。等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才可以晋升为教授。记得早几年有位著名学者五十多岁了，还要去读博士，我便在《中华读书报》撰文说，这种颠倒次序的现象，给人一种“鼻涕要往眼里流”的感觉。
这几年随着大学和研究生的扩招，博士生越来越多，因此大学教授也无须再去与年轻人争那顶博士帽了。但是他们却面临着新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跑课题”、“争项目”和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和考核。其中仅仅是填写相关报表，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曾经听一位著名大学的教授痛苦地说：“面对这种状况，我每天就像被人用手枪逼着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有不少大学校长曾指出：由于我们的大学片面强调“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奉行“重科研轻教学”的政策，因此许多教授把主要精力放在找项目、写申请、交课题、搞鉴定、报评奖方面，有的高校为了拿大项目、大经费，把水平高的教授都赶到科研战线上。相比之下，正常的教学活动只能让拿不到项目的教师来担任。有的校长还透露，大学里从事一般教学的教授年薪是7万元左右，而有科研项目的教授年收入可以达到50万元以上。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教师都会把主要精力投放在“见效快、收益大”的科研方面，而不愿意把精力放到课堂教学上。
教学与研究难道就如此不相容吗？为此，有必要看看老一辈学者的意见。早在1930年，潘光旦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他说，由于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在研究学问，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薪水的充裕固不可少，但精神上的宁静更为重要。拿这个标准来看，我以为现在大学里最缺少的就是所谓精神上的宁静。也就是说，对于大学教授来说，只要生活上有所保障，不应该有过高的物质欲望。如果物质欲望过高，就会变成另一番模样。
前几年我去云南开会，发现当地的大学教师拥有私家车的不在少数。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在校外代课收入不菲，遇到所谓旺季，有的教师一个月就能挣到上万元。这与如今的明星走穴没有两样。但是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书育人，其与明星毕竟不大一样。潘光旦认为，人们对于明星“不过是短期的欣赏”；但是教授之于学生，却不是短期欣赏，而要言传身教。如果我们的教授也像明星一样，被“当作暂时的欣赏物”，那就会背离教育的宗旨，降低教授的作用。
其实，早在20世纪上半叶，大学里也有一批为了挣钱而专门代课的人，当时这些人被称为讲师而不是教授。年轻时我曾经为鲁迅仅仅是一个讲师而感到不平，后来才知道如果从学问上看，当时的讲师与教授应该不相上下。不同的，教授是专职，讲师是兼职。鲁迅当时在大学是兼职，当然只能是讲师了。潘光旦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大学教授是专职，所以他们除了上课之外，还应该与学生有较多的接触机会。这样一来，他们的人格就会对学生产生很大影响；又因为教授要用高尚的人格来影响学生，所以就必须拥有精神上的宁静。为此，潘光旦先生一再强调，如果大学教授每天疲于奔命，那就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问，更不要说用高尚的人格影响学生了。这样的教授，在教学效果上与留声机非常相似，在人格上与江湖艺人没什么两样。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以为有关方面既不要只看教授的钱包是否已经鼓了起来，也不要依靠他们来装潢门面，而应该关注他们能否享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教授不是一个赚钱的机器，不是挣面子的工具，而是一个为人师表的职业。
智效民，1946年出生，曾下过乡，当过中小学教师。1986年调入山西省社科院。近年来主要从事现代知识分子与教育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