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完美，而且WHO（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监控世界的每个角落。WHO的监控计划听起来很强大：目前有82个国家超过100个实验室加盟，还有4个缔结合约的WHO流感病毒中心——位于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和英日澳三国的实验室——提供详细的分析。
尽管WHO总体上看，像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机构，但其流感部门在遇到困难考验时已经表现出了果断和能力：它确认并控制住了1997年H5N1病毒的爆发、2003年的SARS（起先被认为很可能带来新的大流感威胁的一种病毒）和荷兰爆发的H7N7禽流感。迄今为止，WHO在控制H5N1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
然而，参与监控系统的国家还不到世界所有国家的一半，还有一些国家（如中国）虽已加盟，却仍有众多地区尚不能完全进行监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漏洞。尽管WHO正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要说服某些有很大一部分人口感染了HIV的非洲国家政府分出资源用于治理潜在的流感威胁，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WHO自身也缺乏用于控制东南亚迫在眉睫的H5N1威胁的资源。
现在我们可以做两件事。
一是我们需要从目前的监控系统中获得更多信息。可以看到，让政府公布疾病真相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这也许是1918年大流感最大的教训，也是仍未被吸取的教训。
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开放交流，需要承担严肃的外交承诺，还需要创建保险制度，以赔偿国家和农民因说出真相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提供可能破坏本国经济或生计的信息。
交流很重要。如果交流足够开放，监控足够良好，领导层足够果断，那么就确实有一丝希望通过隔离病例、区域封锁和抗病毒治疗等手段将新的流行性病毒扼杀在其起源地。
同时，我们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就是立即行动。美国和其他具备科学基础设施的国家政府可以启动——无论是合作还是单边——大型的流感调查行动。对于如何规划我们的资金进行理性抉择的时间已到。
直到2005年，每年在西尼罗河病毒上的总花费比用于流感的要多。在西尼罗河病毒最猖獗的年份，有284名美国人死亡，而5年来死于该病毒的不到900人。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能在人群中爆发的疾病。就算我们一文不花，它可能也会自行消失，如同曾在圣路易斯市所发生过的瘟疫一样，那近乎是西尼罗河病毒的一个孪生型。
将大流感与恐怖主义进行比较更有用。国土安全部将大流感视作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中最可能发生且最致命的一个事件。
WHO指出，有43种不同传染性的生物体能够被用作生物武器，流感榜上有名。在这个列表上，传染性最强的3种就是炭疽热、鼠疫和天花，而肉毒素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毒素。然而，我们有疫苗可以防止天花、炭疽热和鼠疫，抗生素对后两者有效，而抗毒素也可以中和肉毒素。此外，炭疽热和肉毒素也不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WHO曾经研究过所谓“最坏情形”，那是一次发生在一个有着500万人口的城市内的肺鼠疫生物恐怖袭击。WHO的调查结论是，该病将可能导致150000人患病，36000人死亡。根据人口因素进行调整后的结果表明，这个最严重的生物恐怖袭击与1918年流感肆虐费城时的情况相比还有些差距。
到了在流感上痛下重金的时候了。
二是我们需要对疫苗生产进行投资，并为大流行的真正到来强化负荷能力。联邦政府已为此投入一定资金，但问题仍然存在。疫苗制造商说他们在扩大疫苗产量方面的主要顾虑是需求少和不可预知性。一些政策制定者相信，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的每年应该接种疫苗的人数正在增加，这也许可以为建造足够的制造设备提供充分的理由。但即便该法奏效，它也无法解决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美国50%的疫苗依赖外国公司。首先美国人必须决定，是否愿意建设这样一种超负荷设施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措施。这需要政府通过提供担保或补助金的方式参与进来。此外，尽管制造商们认为“义务”同产品短缺无关，而且也并非一项重要因素，但是作为鼓励，政府需要立法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
其次，我们需要对改进疫苗生产的技术本身进行投资。大多数人注射的疫苗都是由灭活病毒制成的，但2003年，一种由活病毒制成的吸入式疫苗问世了。对人类而言，它风险低，是一种更佳的给药系统，因为它能够刺激喉咙黏膜的免疫反应。但这两种疫苗所用的生产流程却都是数十年前的老技术，需要在鸡蛋中培育。而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可以使生产周期缩短数周。在一场大流行中，短短数周时间就可以挽救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的生命。科研经费投入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抗病毒药物。
运气好的话，对基础研究投入更多的资金就有可能发现对所有流感病毒都有效的疫苗。研究工作正针对基因组中的“保守”区域，例如所有流感病毒普遍具有的某些遗传结构为目标进行着。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将一些资金用在储备奥斯他韦上。这种抗病毒药物是我们目前对付H5N1的唯一武器，但它不是魔法药剂。导致现今大多数病例的流感病毒H3N2，就表现出了一定的抗奥斯他韦的能力。到目前为止，H5N1在实验室内还未对其产生抗性，但我们无法保证它和其他病毒将来不会产生抗性。
就在我们寄希望于科学，期待着下一个科尔或埃弗里的出现时，国际组织、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正在为下一次大流行作准备。只有当大流行爆发时，我们才能真正知晓这些计划是否充分。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美]约翰·M·巴里著，钟扬、赵佳媛、刘念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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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节选自《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这本书讲述的不只是1918年发生的流感事件，同时也是一部权威性的有关科学、政治和文化的传奇。在本书中，作者以多线索展开论述，纵横交错地记述了这次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大流感中的故事以及20世纪科学与医学发展的历史。此书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科学、政治与疾病传播互动的过程，同时述及传统医学演化至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以及当年科学家、医学工作者等在巨大压力下所显示出的勇气或怯懦、信仰与价值观、研究态度和方法。此书被美国科学院评为2005年度最佳科学、医学类图书。
此书作者是约翰·M·巴里，现为杜兰-塞维尔大学生物环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他的著作曾多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第一部作品《野心与权力——华盛顿的真实故事》被《纽约时报》选为以华盛顿和国会为主题的十大好书之一。第二部与他人合作的《细胞变异》已被译成12种语言出版，备受好评。第三部著作《潮起——1927年密西西比河洪水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在1998年获得由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代表年度杰出历史著作的巴克曼奖（Francis Parkman Prize），并以“对南方历史的贡献”贏得史密斯奖（Lillian Smith Award）、南方图书奖（Southern Book Award）等众多奖项，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好书”。
科学家在检测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