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为平
民间有“别字状元”与“瞎眼皇帝”的传说。相传咸丰九年中己未科状元孙家鼐（1827年-1909年）在殿试时，也许是紧张的缘故，把汉代名儒董仲舒的“舒”字写成了“书”字，10位阅卷官竟未发觉，后选出10份好的答卷叠放一起，呈送皇帝钦定。咸丰皇帝只随便翻了一下，便照原样发了下来。金殿唱名，孙家鼐中了状元。事后再看状元卷，才发现孙家鼐写的那个别字。此后，虽然孙家鼐步步高升，但“别字状元”的“雅称”却被后人传为趣话。为此，咸丰皇帝也得了个“瞎眼皇帝”的“雅号”。
考诸史料，孙家鼐乃中国清代名臣，在教育上贡献很大，他是中国创办高等教育的先行者之一。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第一次请求设立“京师大学堂”，光绪帝阅后批转总理衙门议复，因反对派阻挠被搁置。孙家鼐在当月呈上了他的著名奏章《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明确提出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六事”：一是提出了京师大学堂应该有的教育宗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是应于京师择宽旷地点作为堂址，必使讲堂斋舍“爽垲宜人”，仪器图书“庋藏合度”。三是拟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10科。四是应延聘中西总教习各2人。五是慎选生徒，切实考验考生的中西各学，择优选取，并须“性行纯正，身家清白”。按学生的实际水准分班，中学、西学都通的为上等，中学通而略通西学的次之，西学通而粗通中学的又次之，三等各编成一个班。六是毕业学生如科举不中，由学堂发给“金牌文凭”，官学大臣亲自填写评语，派往总署充译员，或任教习，或分送南北洋海军、陆军、船政、制造各局为帮办等，以广出路。
他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但他在办学态度上并不是事事都奉中学为宗主，也没有硬要用中学包罗西学。例如，他在办医学堂的问题上，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医学衰落的事实，批评儒家把医学当作小学的错误，称赞泰西把医科列于大学、重视医药事业的做法。
根据梁启超代理总理衙门7月3日草拟的办学章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各省学堂都归大学堂管辖，各省会暨外府州县所有已设立学堂，均须将学堂章程、教习姓名、学生额数，送大学堂保存备案。当天，光绪帝颁谕，还任命自己的老师——时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为管学大臣。清末国子监名存实亡，管学大臣实际就是教育最高行政长官。后来一般将7月3日作为京师大学堂创办之日。
任命为管学大臣后，孙家鼐又于8月10日上《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8条，主要内容为：一是为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设立仕学院，以专门学习西学为主。二是大学堂应为毕业生代筹出路，已经授职者，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就所长请旨优奖；其未仕者，亦由管学大臣严格核定他的品学，请旨录用。三是精简学科门类，如经学、理学可合并为一门，兵学宜另设武备学堂。四是编译局主要应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仍应以“列圣所钦定者为定本”，即使非钦定本，也不得增减一字，以示尊经之意。五是总教习可设2人，分管中学和西学。西学教习薪水应从优。六是应取消学生“膏火”（即生活津贴费），而改为奖赏，以激励学生努力向学。这可能是中国近代高等学府最早设立的奖学金。这些建议得到光绪帝批准。
经孙家鼐等人的筹划，大学堂校址设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原有房340多间，又新建130多间，即后来的北京大学二院，又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开办译学馆，即后来的北京大学三院。此外，孙家鼐裁定制度，规范章程，融合中外，大学堂一律用厚重的品行、诚实的求学，作为制度章程的主要内容。这些良好措施的设立，为将来形成良好学风奠定了基础。1912年5月1日，京师大学堂由中华民国教育部改为北京大学。
据记载，孙家鼐做官固守名节、仗义执言，当时兴办学校、设立报馆以及编定书籍等都交给他审核复查，他都能公正地裁决一切。
特别是孙家鼐在多次担任考试主考官期间，能公正廉明，毫无自私自利。一次会试阅卷，他发现有一张不合格的卷子混在二甲试卷里面，他立刻拿出那张夹杂在内的卷子，有一个同僚官员认为不妥，孙家鼐当即对之挥手责问，让同僚退出，执意不批准那张不合格的试卷，坚决不让徇私舞弊者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