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 慕名
17岁时，我所在的那个远近闻名的重点高中以一扇铁门轻而易举地隔断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在随处可见的压力和竞争氛围中，图书馆成了我最乐于消遣的地方。在这里，我读到了韩寒，这个不安分的同龄人以一篇《杯中窥人》问鼎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2000年又出了《三重门》。我躲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上翻阅着这部小说，抬头就能望见那扇紧闭的铁校门，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成长到底要过几重门。
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我开始格外关注《萌芽》这份杂志，并且深陷其中几乎不能自拔。也同样是在那个时候，我的内心越来越惴惴不安，比以前更痛恨那扇紧闭的铁门，因为我从那些文字里发现了更为精彩的世界——有太多的同龄人在尽情地享受着青春本该有的一切——伟大的幻想、华丽的冒险、青涩的爱恋、甜蜜的惆怅……那些文字让我原本被课业“囚禁”而扁平的青春陡然清晰起来，那些文字分明提醒我，其实我们一直不该忘记飞翔。它们与我成长的年华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那里面有我险些忘记的声音。于是，我会在校门紧闭的时候翘首企盼，等待周日下午那扇门开启的瞬间，飞快地冲到外面喧哗的马路上，乐滋滋地去找最近的报刊亭，喜不胜收地买最新的《萌芽》。
后来有几个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我的阅读视线中。2002年第三期的杂志上第一次看到郭敬明的名字，就在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名单里，另一个响亮的名字也同时出现，他就是后来写出《维以不永伤》的蒋峰。《萌芽》目录里的很多名字成了青春文学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开始被出版商以青春文学的名义向读者推销。郭敬明的《幻城》在2002年10月的《萌芽》上刊登后，2003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高调推出。蒋峰的《维以不永伤》也在2004年3月在《萌芽》上与读者见面，不久也成书发行。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竟成了青春文学发展的见证人，几乎跟着那些用文字诉说悲伤、描摹青春的同龄人一起见证了青春文学的发展历程。
高考过后，我终于可以从那扇铁门中自由地迈出来，踏上了火车奔赴千里之外继续求学，就在迷惘和慌乱几乎要大刀阔斧地指向我的大学生活时，青春文学再一次以另外一种姿态牵住了我的手。我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认识了与我有着“软禁”经历、同样购买《萌芽》的同学。我们每个月开一次笔会，几十人围坐在一间教室里，谈论郭敬明、张悦然、蔡骏等人的畅销小说。青春文学并不是只有那些被排在畅销书榜单上的人在写，每个身处青春期的孩子几乎都会用文字来记录他们成长的痕迹，因为每个人都见证过那段时光，都能感觉到那段岁月的美好和忧伤。不管是“80后”的畅销书作者，还是普普通通的文学爱好者，“青春”这两个字谱出了我们共同的诗篇。
2009年春天，在一场名为“王家卫对话‘80后’”的论坛中，我终于见到了现实中的郭敬明。全场超过一半的女生都为郭敬明而来，望着她们的狂热，我只能感叹怅然的年华。在阅读的年轮上，每一个年龄段注定会不经意地对不同类型的文字感兴趣，每个人都期望从自己正在读的书里得到情感的契合，哪怕是期待视野以外的东西。经历过呐喊、彷徨之后的我们，很自然地会朝花夕拾，回想到那些与文学、与理想有关的记忆。当我们跟着岁月的步伐一刻不停地前进时，那些已经被人们定义好的青春文学并没有跟着我们成长的步伐同步前行。我逐渐发现，那些文字里越来越没有我想要读到的东西，和飞逝的时光一样，那些曾经震撼我的文字已经与我的生活渐行渐远。
怅然年华，时光转身，谁能安心地挥别青春。不管你会在脑海中为青春文学预留多少年的记忆空间，那些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印记里，总会保留着我们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在那神采飞扬的阅读年代里，响彻我们不能忘记的声音。
结束了“孤独”、“嫉妒”、“谎言”、“暧昧”一系列对内心私密情感的探索，张悦然和她的伙伴们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层面，这是有关生命中最好时光的寻觅。《鲤》向我们揭示了憧憬未来与回忆过去间，为何隔了一条湍急的河流？我们就算回到过去最好的时光，是否能把被痛苦撕碎的记忆重新拼贴完整？《鲤》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上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集体回忆，原来成长是一件可以分享的事情。
《鲤》，张悦然等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