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校长是带起一所好大学的前提条件。北大没有蔡元培不可能成为新文化的中心，清华没有梅贻琦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在市场经济与功利主义的双重浸染下，大学更多地应反省自身，才不至于异化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另类机构，而大学校长唯有自身达到卓越的水平，才能使大学承载自由的学术氛围，才能长久地拥有大学精神。
大学校长不是被政治和权力欲腐蚀了的利禄之徒或目光短浅的筹款人，而是一个卓越的舵手，一个有理想与信念、有抱负与良知、能维系大学使命、随时代社会的巨变而变革大学的精神领袖
■周志刚 祝贺
哈佛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然而，在2001年初，哈佛却危机四伏。美国财政部前部长、才华横溢的劳伦斯·萨默斯就任哈佛第27任校长后，哈佛非但没有从危机状态中解脱出来，反而饱受诟病。哈佛的校友理查德·布瑞德利不顾哈佛校方的反对，凭借自己的智慧、诚实和卓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在《哈佛规则》里披露了哈佛百年老墙内真实的一幕幕，让人们了解到在这所全球最重要的大学里权术、野心、内讧、阴谋诡计等泛滥成灾。布瑞德利的笔触细腻而谨慎，文笔晓畅生动，引人深思。不过限于篇幅，本文只拟透过萨默斯来探讨一个问题：现代大学校长应该恪守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或者说，大学校长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主要职责何在？
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不是统治者而是协调者
自2000年5月陆登庭校长宣布辞职以后，哈佛就期待一位更加强健有力、睿智博学、无所畏惧的卓越舵手来引领自己的航程。哈佛董事会深信，履历丰富、具有明星效应的萨默斯就是这样的卓越舵手，由他来引领哈佛改造和完善本科教育、促进科学研究、开发奥斯顿校区、让哈佛走向全球化最合适不过了。然而，让哈佛人大跌眼镜的是，萨默斯非但不是卓越的舵手，反而是一头“闯进瓷器店的蛮牛”。哈佛的这位新校长举止十分不雅。“每当学生去见他，他都跷起他的腿，把脚放在咖啡桌或书桌上，有时甚至把鞋脱了……”缺少领袖人物应有的高雅妨碍了他与哈佛师生以及校友们的交往，在校园里引起了无尽的非议。
而且，生性鲁莽和傲慢的萨默斯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展示他与前任校长截然不同的处事方式与领导风格。萨默斯有心刹刹教授中的“歪风邪气”，他风闻非裔美国人研究系的明星教授韦斯特忙于社会活动，经常缺课，而且给学生打分活泛，是造成哈佛大学学生成绩通胀的罪魁祸首，于是就紧急约见了韦斯特，毫不客气地斥责他。韦斯特是哈佛最顶级的十几位校级教授之一，学术能力强，是深受学生爱戴的好教师。萨默斯的无端指责令韦斯特不久就去了普林斯顿任教，随后非裔美国人研究系的教授相继离开哈佛。一个在全美久负盛名的非裔美国人研究系就这样衰弱下去了。
大权在握的萨默斯敬重权势，畏惧政界，不敢为校园内的弱势群体发言；不看重民主的程序，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意见，压制言论，操纵校外的新闻舆论，并严格掌控哈佛大学的信息流出。这头“闯进瓷器店的蛮牛”的种种作为使哈佛深受免疫系统紊乱的痛苦：哈佛的灵魂或者说优良传统，如自由探究、自由辩论、优雅与包容情怀、对时代紧迫问题正义直言等，遭到了政界或商界价值观的腐蚀，哈佛的规则如自治与独立等也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不是筹资者而是大学的掌舵人
大学在“二战”之后的迅猛扩张急需大量的资金，因此大学校长肩负着募集资金的重任。哈佛大学的第26任校长尼尔·陆登庭就是一位非常好的资金筹集者。但是哈佛人担心，哈佛无止境地追求金钱会腐蚀大学的灵魂，哈佛所积累的巨大财富会改变大学对于学生、学术和社会的应有责任，会加速校园内的离心化趋向，使哈佛丧失纯净与凝聚力。于是，自2000年5月陆登庭校长宣布辞职以后，哈佛人一致认为自己“需要一个比尼尔·陆登庭更有闯劲、更有进取心、更加敢作敢为的人”。
哈佛的掌舵人应该是纯净高远且有现实感的教育家，他需要动员大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以及社会各界力量涵养大学的灵魂，明确在每个具体的时刻大学如何去恪守教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使命。然而，事实证明，萨默斯并不适合当哈佛的掌舵人。他的确是一个优异的经济学家，也是十分能干的政客，在学术和政界方面都说得上是才华横溢，然而他绝对算不上是教育家，更谈不上是纯净高远而有现实感的、思想深邃的教育家。由于只接受过单一的经济学训练，萨默斯缺少哈佛校长所应有的更加宽广的学术包容情怀；由于在任哈佛校长之前从未参加过大学的重大事务，因而他不可能深入思考哈佛的现状与未来。
这样一个人怎能胜任哈佛的舵手之职呢，怎能动员大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以及社会各界力量涵养大学的灵魂呢？既然萨默斯败坏了哈佛的传统，哈佛人只好蓄积力量为他们所信仰的哈佛而抗争了。2005年初的一次会议上，萨默斯一如既往地放言无忌，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大学里女科学家“好像”相对较少，这是否因为男女的潜质有所不同呢？在恪守“政治正确性”的美国，此言一出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招致各方申讨，并最终引发了让他卷铺盖走人的强烈呼声。同年3月15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们对萨默斯进行了不信任投票，使其成为哈佛校史上第一个因为“不信任案”而离职的校长。
现代大学校长：是学校灵魂人物也是卓越的精神领袖
萨默斯的离职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现代巨型大学的危机和大学校长角色的艰难。
大学本应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蔡元培语），但由于社会的巨变，现代大学离纯粹的象牙之塔渐行渐远，变成了各种力量角斗的世俗机构。首先，哈佛这样的现代巨型大学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机构，借用克拉克·克尔在《大学之用》中的说法，“它并不是一个群体，而是若干群体——本科生群体与研究生群体;人文学者群体，社会科学家群体，科学家群体，各专业学院群体;所有非学术人员群体;行政管理者群体。它的界限是模糊的——它延伸到校友、立法议员、农民、商人，他们都关联到一个或几个这些校内群体”，这些复杂的群体使大学内部存在多样化的精神诉求与利益博弈。
其次，大学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侵蚀性力量：一方面，“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巨额的资金源源不断地从联邦政府注入大学，这些资金在给哈佛带来富足的同时，也损害了哈佛在面对政治和市场压力时的独立性。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各种社会运动与思潮对大学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它使大学内部各群体在种族、阶层、信仰、政治立场等重大问题上常常出现重大分歧乃至冲突，这在短期内甚至不是一任校长所能调和与解决的。
大学在应对这些内部矛盾和社会巨变之冲击的过程中常常容易“迷航”，丧失自己的使命、方向与凝聚力：大学的过度扩张以及教员追求名气、金钱，减轻了大学对学术、学生和社会责任的关注。大学为了寻求更多的资金而从事无尽的使人员组织涣散的活动，使得自己成为了政界、商界、军界的附庸……这些复杂化了的处境使现代大学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惧怕那些被政治和权力欲腐蚀了的利禄之徒或目光短浅的筹款人，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迫地呼唤卓越的舵手，这个舵手是一个有理想与信念、有抱负与良知、能维系大学使命、随时代社会的巨变而变革大学的精神领袖。同时，这个舵手也是一个卓越的协调者，一个深谙领导的艺术和规劝、感化、说服的软技巧，善于化解来自校外事务、校内各种惯性力量以及教师自治的压力，有精神感召力，基于责任而运用权力，具有宽广的学术包容情怀的实干家。
《哈佛规则——捍卫大学之魂》，[美]理查德·布瑞德利著，梁志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