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
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出版了一部专著《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视差效应》，在梳理“亚洲研究”学科史时，发现的史实让人大跌眼镜。他说“亚洲研究”是冷战的产物，与美国国家安全与情报工作紧密相关。布鲁斯·卡明斯的史料分析非常严谨、扎实，“亚洲研究”的学术史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整和立体的全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亚洲研究”实际上就是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这个学科以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在东方布道和游历积累下的知识为基础，借助欧洲“语文学”的方法来认知东方，利玛窦堪称“汉学”研究的鼻祖。经过漫长的系统化过程，它演变为一整套知识体系。如果说“东方学”在欧洲国家还有些影响的话，那么在1945年前的美国，它却偏僻冷清，很少有人问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着手组建战略情报局，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与戴维斯以及后来名噪一时的乔治·凯南等人，把大量政府和基金会的资金注入美国大学，兴建所谓的“区域研究”项目，即学习敌人的语言，分析敌方的国情。“亚洲研究”就是其中一个区域。战后“冷战”的幕布落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相垄断世界，“区域研究”更如日中天，大量公共和私人资源一下子涌入这个学科，目的是共同对付当前大敌——苏联。1946年，美国战略情报局索性将俄国分部移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演变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俄国研究所。1947年，卡耐基基金会又资助哈佛大学74万美元,建立了俄国研究所。
更深入的研究发现，政府和基金会对学术的渗透，不仅改变了学科生态，而且也对研究方法和对象产生了深远影响。政府对情报工作的需要和基金会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政治的兴趣，使“区域研究”从语言文化转向针对共产党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研究，议题集中到“政治发展”、“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等问题上，因此确立了斯拉夫和亚洲研究的基本学术范式。另外，如何界定“区域研究”这个学科也成了问题。“二战”前，东方学是传统人文学科。1945年后，出于国家战略需要的考虑，研究方向就转向了社会科学领域，大量资源把众多社会科学学者带入到“区域研究”，这样一来，弱小偏冷的东方学一下子膨胀起来。原来那些正统汉学家、日本学家、印度学家，一方面受益于政府、基金会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被扑面而来的社科新生力量冲击到学术边缘，他们只好在亚洲系默默地教授语言和文化。“区域研究”奠基人之一威廉·芬顿认为，“二战”期间学院与政府在战略上的合作，预示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难以为继了。美国的“亚洲研究”与“区域研究”其他领域一样，是学科交叉最普遍的地方，因此当下学术界流行跨学科研究时，美国亚洲研究的学者最为热心。
“区域研究”总有“热点”国别，而且也会随政治气候变幻莫测。以“亚洲研究”为例，在“冷战”时，中国、越南和朝鲜算作共产主义的一极，日本和亲西方的亚洲国家是另一极。日本理所当然地被当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样板，是“亚洲研究”的重心，而中国则算失败的典型，被作为反面参照国。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对“冷战”疆界安全的关注弱化了，五角大楼对共产主义研究也兴趣大减。“共产主义问题”变成了“后共产主义问题”。而此时美国跨国企业空前活跃起来，迫切需要全球市场和利润分析。于是,通过基金会赞助大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市场与前景，中国变成了热点。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不愿公开“区域研究”复杂的渊源，想维护学术研究的客观与公正的声誉。而布鲁斯·卡明斯搜集到的不少材料却显示，在“冷战”期间，卡耐基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件中，一直强调“区域研究”的情报功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的学者，常年从事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指定的项目研究，当年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曾充当与情报部门之间的协调人。1950年,美国康奈尔大学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发脑神经技术，用于审讯和逼供战俘。根据这段历史，好莱坞曾推出轰动一时的电影《满洲候选人》，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的经典。
“区域研究”的学科史确实向美国公众提出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没有谁像美国大学那样提倡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一再标榜学院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难道大学象牙塔中的求知与求真使命，也被金钱和政治玩于股掌之中？现在翻开《知识考古学》一书，才发现福柯犀利的洞察让人钦佩：在貌似中立的知识和追求普遍真理意志的背后，充满了权力的博弈与操纵。
